作者：曹林

　　“总理为农民讨工钱”是这段时间最热的新闻了，评论者或充满期待，认为是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或作沉思反省，忧虑能有几个总理；或在熊德明身上欣喜地发现现代公民素养的积淀，欢呼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

　　然而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总理不帮熊德明追工钱，她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讨要，讨要的结果又会怎样？

　　最近，在深圳打工的高长宝同四名工友———跟熊德明一样的身份———向老板讨要工钱，被老板以“闹事”为由暴打一顿。在眼睛被打　伤、鼻子流血不止、全身多处伤痕的情况下，老板还强迫他们下跪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想到，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所换来的却是如此结局。

　　假如总理不帮熊德明追工钱，熊德明会不会到老板家去讨要？老板会不会以“闹事”为由暴打熊德明一顿？再联想一下，委屈的熊德明会不会以“跳楼秀”的方式讨回工钱和公道？

　　毋庸讳言，在欠薪问题的治理现实中，这样的转化绝非杞人忧天故作忧虑。这些假设中的“潜问题”是：当前比较普遍的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一些企业、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如不立足预防，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很可能就会转化为严重的治安问题———年终已不远，欠薪问题又要显现，搭上“总理为农民讨工钱”新闻的便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顿曾进行了一项试验：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没有被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失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管理者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这就是“破窗理论”。

　　把“破窗理论”应用到欠薪问题中，如果欠薪问题在经济范畴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就可能在治安和社会范畴内形成“破窗”，延伸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治安问题。

　　因此，为避免欠薪这个经济问题的危险演化，为避免这一问题成为社会秩序的“破窗”，公共部门应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把“欠薪”消灭在原初状态；通过制度设计，把工资支付纳入法律的框架内；劳动保障部门也应建立欠薪企业预警制度，以规范企业行为。比如最近南京市就出台了《工资支付办法》，规定用工必须签定公平有效的劳务合同，劳动执法力量要切实加强对合同执行的监管，等等。

　　无论如何，只靠总理一个人，农民工的欠薪是讨要不完的，更何况，我们可能还有更多的“破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