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建才

　　媒体上关于中国的经济有没有过热的讨论曾经一度“热火朝天”，总体上的共识是局部(比如房地产业和汽车业)过热，而这种局部过热在很大程度上又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有很大的关系，许多地方政府对银行施加了影响，介入了微观经济活动，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的信贷扩张。无论如何，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对既有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经济能否健康增长还得依靠对于局部过热的微调，藉此防止由于重复建设而导致过多的沉淀成本，因为，投资只能算作中间需求，不能转化为最终需求就不会产生预期的效益。总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如何抓住机会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利用经济机会的过程，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话说就是，“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抓住机会也要考虑成本(如果能够的话)，最好用最小的成本来抓住同样的机会。如果地方政府这么投资搞建设经济会发生过热，那么换成民营企业或者私人也照样会发生过热，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试错成本的性质不一样，行政性的重复建设基本上没有自身的“惩罚机制”，而市场性的重复建设则是一种可信的“惩罚机制”，前者不能形成人力资本积累(错了是白错)，而后者则可以形成人力资本积累(错是为了对)。换句更直白的话说，前者是“不长记性”的，而后者则是“长记性”的。看不清这一点就不可能把握问题的本质，但这恰恰被一些学者忽视，虽然在抓住经济机会这一点上大家几乎是一致的。

　　现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机会主要是产品市场的经济机会，这种机会是外生于制度的机会，这些独立的机会早就存在了，只是由于受到人为的抑制才没有发挥出来应有的作用并释放出应有的经济能量，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就是带有“补课”的性质。我们目前正在抓紧运用这些机会，比如中国正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外生的经济机会推动的经济增长终究会有一个限度，根据阿瑟·刘易斯的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对连续不断的刺激的反应，而每个刺激最终会达到极限。现在中国的任务就是尽量把握好这次经济腾飞的机会，在抓住机会的前提下努力降低不必要的试错成本和交易成本，换句话说，在抓住机会的前提下为将来的发展“埋下伏笔”或曰“打下基础”———能够慢慢创造出内生于制度的新机会。这才是中国应该采取的发展战略。

　　机会有两种，我们一定要分清。努力呵护好既有的经济增长势头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在抓住眼前的机会；在这个前提下，努力为以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机会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为了抓住将来的机会。正像人不能为了吃饭而吃饭一样，国家也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把握现在的机会和将来的机会的关键，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

　　而内生于制度的机会又主要体现在金融领域。新的机会的诞生必将以融资革命为契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些曾经如日中天的经济组织正是由于融资上的限制才由兴转衰的。企业理论领域的新秀Zingales和Rajan的研究也表明了融资革命对企业性质乃至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越是增长就越会提高对金融制度的要求，深化金融改革消除金融瓶颈就越显得刻不容缓。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5%，这是对中国把握既有机会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深化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的鞭策。

　　渐进式改革就是要在增长中转型，在转型中增长，不损失相关的信息，不浪费相关的机会。这或许就是一向要求苛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经济学工作者把握了经济学精髓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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