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佳宁

　　我国作息制度改革在即，这将是43年来的第四次调整，南方日报12月9日就此报道：重庆、杭州等城市正在推行错时上下班制度，深圳市已将政府机关的上下班时间改为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与学校、企业错开，以减少车流量，缓解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压力。

　　错时上下班是国内外大中城市交通管理中已经广泛采用的公共政策，此举也是国际惯例。遵循国际惯例办事情，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已成为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一向做法和基本出发点。

　　一项构思精良的政策投入运行后究竟有什么效果，政策的实际效益和效率如何，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没有政策评估，就很难确知，难免限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为了避免盲目状态，有必要利用一切可行的技术和手段收集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和科学阐释。公众只有在体验错时上下班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才能评估这项政策的价值，政府依据公众反馈的信息，决定投入各项政策的资源的优先顺序和比例，以寻求最佳的整体效果。

　　作为公众最为关注的公共政策，错时上下班制度的重要性除了缓解交通压力，还有诸如在拓展商机、拉动消费等方面益处多多。一项公共政策的推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投入很大，期望很高，却收效甚微。如一些城市在考虑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时，采取在市区内禁止摩托车通行、限制私家车发展或抬高私家车上牌费用等措施，实践证明，这种在短时间内自认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是一种有远见的城市管理思路。另一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种豆得瓜，不一定有太多的期望和投入，却有出人意外的收获。媒体的报道举例说，浙江省温州市推行错时上下班制度后，基本缓解了该市上下班高峰堵车的矛盾，相当于少花20亿元打通了老城区的主要道路。

　　从上述引申，一种“习惯”最初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一种选择，只是到了后来，各种条件长期不变，人们没有必要去改变最初的那种选择，结果形成了“习惯”，甚至形成了按习惯办事的习惯，形成了“积习难改”的麻烦。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统一推行的8小时工作制，到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五一”、“十一”法定休假日各增至3天，公众已经在“密切接触”中感受到这个渐进式公共政策带来的便捷。更多的人发现，我们个人生活这个小“变数”，是由社会环境这个更大的变数所决定的，任何公共政策的目标都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

　　所以，当我们因社会条件所限而缺少选择机会、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改善自己的境况的时候，就不该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而是要努力去改变社会环境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只要遵纪守法，依法纳税，就是为这个城市作了贡献，这个城市也有责任为公众工作生活提供便利和生存发展的空间。错时上下班制度的实行是政府的聪明之举，它反映了城市管理者由粗放管理走向理性、智慧和成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更多地考虑了城市市民的需求和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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