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陆世纶(记者)

　　七名干事

　　今年63岁的韩祐祥是上海爱建公司的退休职工，他被一种罕见的心脏病折磨了一辈子。他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他 唯一的女儿在10年前远嫁台湾。去年这位平凡、羸弱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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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出了一个非凡的决定：死后将全部遗体捐献给上海市红十字第 二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我的心脏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这样做既是回报医疗机构的救命之恩，同时也造福人类。”韩祐祥 说。

　　如今像韩祐祥这样的疑难病症患者不在少数，但他们中间愿意在死后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研事业的人 却少之又少。

　　想想吧，死后赤身裸体地在一个讲坛或者手术台上陈列好几年，让很多人观察、切割、翻弄会是什么感觉？“人死后 就没感觉了。”韩祐祥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他承认这对死者家属的确是一个考验。韩祐祥的女儿刚开始对父亲的想法感 到震惊，但现在她支持父亲所作的决定。

　　作出这个决定让韩祐祥感到心情舒畅，如今他的健康状况令人鼓舞，这使得韩祐祥能做更多的事情。他是“徐汇区红 十字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家”的7名干事之一。他的职责是成为这项艰难卓绝但却意义非凡的事业的宣传者、咨询者和帮助者。 这是一份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可能受到种种污辱和嘲笑。如今韩祐祥的思想似乎比他所患的病更加独特。

　　但在“徐汇区红十字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家”中，韩佑祥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者。这个组织是今年3月10日正式挂牌 成立的，目前在上海还没有第二家，上海市红十字会和徐汇区政府对此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虽然他们无需为这群理想主义者支 付工资，但在办公用房、办公器材、工作午餐和交通津贴等方面仍然给予了不小的支持。这个先行者之家设在徐汇区华泾地段 医院一间小而洁净的办公室里。这儿的医护人员说，它的成立给这家地处偏远的宁静的小医院带来了无穷的生气。当你在每周 二和周四——两个热线电话开通日拨通电话后，你就会听到他们苍老、混沌但却嘹亮、热情饱满的声音。这个声音能感动世界 吗？

　　非常落后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遗体捐献的城市。截至2003年底，上海的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为16829人，角膜捐献登记 人数为3206人，占到全国遗体捐献登记人数的2／3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上海瑞金医院医务处 处长章雄说。

　　对医科大学来说，人体标本是最完美的教具。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医科大学生在校期间要解剖10具尸体，但在上 海每8名医科大学生才拥有一具尸体，这在中国已经是令人妒忌的条件了。

　　中国有500万盲人，其中因角膜伤病失明者近200万。他们要是能够及时得到角膜移植，将会重见光明。但迄今 为止只有1000多人做了角膜移植手术，绝大多数盲人只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中国有尿毒症患者50多万人，其中30万人可通过移植肾脏提高生活品质。但由于供体缺乏，每年只有不足2000 人有此幸运，其余尿毒症患者不得不花费大量金钱、时间进行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瑞金医院有一个器官移植中心，其临床肝 、心、肺等大器官移植技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但每年得到的供体以个位数计算”，章雄说。

　　同意尸体解剖是遗体捐献的另一种形式。美国医院的尸检率一般都超过50％。德国甚至立法规定，每位死者都要进 行尸体解剖，只有医院出具了尸体解剖证明后才能火化。中国卫生部要求三级甲等医院的尸检率在30％以上，但这是一个从 未达到过的目标。

　　鉴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没有比这种落后更令人尴尬的了。中国有13亿人口，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公民愿意捐献遗 体或者器官，中国也将有130万潜在的捐献者。中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器官资源 ，能让很多人获得新生。但绝大多数人不愿这么做。他们可以接受火化，甚至不留骨灰，但对捐献遗体或器官感到恐惧。这容 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酷刑——“曝尸”和“分尸”。

　　另一种偏见

　　当邓小平、谢希德、苏局仙这样的人物作出表率后，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似乎在悄悄地发生转变。但很显然，这个转 变的过程会像极地的冬天一样漫长。

　　“徐汇区红十字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家”的总干事李文元和丈夫梁世民都是该组织的骨干成员。为了获得子女和家庭其 他成员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前后开了3次家庭会议。李文元为捐献遗体总结了五大好处：增加医学科研资源；救助患者；减少 坟墓占地；减轻子女经济负担；缓解扫墓交通压力。在今天的上海，最便宜的墓地也要花费上万元。虽然好处显而易见，但李 文元承认，要让很多人接受仍然困难重重。

　　普遍的看法是，受过良好教育、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观念，但这里发生的事情打破了这一偏见。事实上 ，很多非常平凡的人正成为先行者。

　　该组织60岁的副总干事袁永康是上海民星工贸公司的退休工人，他的妻子是个农民，他们早在3年前就完成了捐献 遗体登记。他们认为厚葬毫无意义。“我们这一生对社会的贡献不大，这是我们最后的奉献。”袁永康说。当他的事迹被广泛 宣传后，他经常会听见有人在他背后窃窃私语：“快看，就是这个人！”

　　64岁的干事沈金根是位失业孤老，靠每月290元的社会救济金生活。他说他捐献遗体是为了回报社会。

　　魏玉珍、吴顺平夫妇是在该组织成立后第一个登记捐献的，他们都是新疆回沪知青。但他们至今不敢向左邻右舍宣扬 此事。“这是我们的秘密。”魏玉珍神秘而又俏皮地说。

　　与“黑葬”抢阵地

　　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如今他们共有30名会员，新发展了14名捐献者。“但我们仍然不敢 上门宣传。”李文元说。他们的宣传和咨询手段仅限于热线电话和网站。最近他们正在酝酿两个计划：一是搞一次上街设摊， 二是出一本刊物。如今他们在四处筹措资金。无论如何，这一切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在上海市红十字第二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负责人张翎芳的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其桌面图案是一个Flash鬼屋。 但在这个鬼屋出没的却是善良高尚的鬼魂。

　　张翎芳说，情况似乎正在好转。捐献登记者的数字这两年上升很快，现在每年可以接到80多具捐献的遗体，可以满 足二医大最基本的需求。他认为，除了加大移风易俗的宣传力度，大力倡导为医学科学“捐躯”、“救人就是救自己”的社会 风尚之外，还应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靠立法推动此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获得潜在供体的操作体系。

　　比如在美国，每个公民在申办驾驶执照时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车祸或其他事故身亡后，是否愿意捐献 你的全部或部分器官？”如果回答是，在你的驾驶执照上，就会贴上一个红心标记。美国人把它看成个人文明程度和荣誉的象 征。

　　李翎芳还呼吁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和素质。每具捐献的遗体都必须在48小时内得到妥善处理，否则就无效了。由于 是无偿捐献，捐献者家庭对遗体接运、处理工作的要求会特别高，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切都给从业人员带来很大压力。如今 人手少，工作压力大，但待遇却比社会殡葬人员少许多，这种状况不利于这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壮大。

　　如今在中国的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有些人诱使一些贫困家庭将死者的遗体卖给他们，然后转手高价卖给一些急需供体 的医学科研单位谋取暴利，这被称为“黑葬”。“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和‘黑葬’抢阵地。”李文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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