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丑闻背后是制度性腐败 教育不公是最大不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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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18:05 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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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教育研究学者杨东平 外滩记者 吴学军 /报道 北航招生丑闻、西安科大录取通知书收费事件……又值高校新生入学之时，但今年接连曝光的有关高校招生的系列丑闻，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公正性遭到严重质疑。招生问题还
就上面这些问题，杨东平向《外滩画报》记者谈了他的一些思考。 招生丑闻的背后是制度性腐败 《外滩》记者(以下称《外滩》)：今年暑期，北航等一些高校招生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对它们您是如何看的？ 杨东平(以下称“杨”)：我认为北航招生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正像大家感到的，此事件不太可能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具有共性的高校集体行为。 《外滩》：谁该为此负主要责任？ 杨：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高考舞弊、教育腐败事情，有一些属于个人违法乱纪；还有一些我称之为“制度性腐败”，是制度和政策设计的缺陷，使高考招生录取成为腐败温床。近年来的高考制度改革，侧重于考试科目、内容的改革，但问题更大的录取制度改革较少。暑期的一系列招生丑闻，提醒我们要尽快把录取制度改革提上日程。现在的有些做法，可能初衷很好，但在实践中已经完全变味，甚至成为腐败直通道。比如，我曾经强烈呼吁取消过的高考保送生制度，它在高校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保送上来的从来不是优秀的学生，甚至连次好的也算不上，很多是品学兼差的地方权势人物的子弟。 《外滩》：如果撇开制度层面的东西，具体到学校，您如何看待它们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责任呢？ 杨：我想这主要是学校的赢利动机造成的，这种动机起初具有可理解性。由于国家教育投入不到位，很多大学包括中小学不得不自谋生存、创收挣钱，这是客观原因。但这种起初被迫的创收压力，后来渐渐就变成主动的赢利追求，从而异化了学校的教育功能。近些年来社会腐败风气、商品化的影响，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滞后、官本位回潮等，都给高等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大学精神的缺失 《外滩》：您上面所提到的社会其他领域的风气或变化，给高等教育最核心的影响是什么？ 杨：在一定程度上会迷失大学的基本价值、基本追求，造成大学精神的缺失。要重新焕发大学的活力，需要唤回大学精神。 《外滩》：大学精神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理解？ 杨：大学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世界各国的表现基本是一样的。在中国建立现代大学体制后，大学精神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大学自治，即大学的独立性，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这需要处理好大学和政府的关系。第二是学术自由，这与教授治校的制度密切关联。这几乎是现代大学的“现代性”的最本质的体现，是世界各地的所有大学必须具备的。此外，就大学的教学模式而言，我认为在大学制度、大学精神上增加“通才教育”这一内涵，也是必要的，它区分了大学与专门学院完全不同的培养目标。 《外滩》：您说到当前高校大学精神的缺失，在中国高教史上，这是现时问题，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杨：我们可以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历程作个大致回顾，从蔡元培主持北大开始，经历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整体上完成了由旧入新的转变，现代大学体制开始建立，在1949年之前成功地运行了二三十年。抗战时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高峰。在国难深重，炮火连天之际，出现了西南联大、浙大那样的优秀大学，以及高扬的大学精神，培养出杨振宁那样优秀的学生，学术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建国后，按照苏联模式重建教育制度，教育成了实现国家功利目标的简单工具，纳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高校文理分科，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教材、招生、分配都要由国家统一安排，大学成为一个行政性的事业单位。大学精神、大学制度这样的概念消失了。到了“文革”中，大学都停办了，更无精神可言。 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大学精神进入复苏、重建的过程。学界呼吁给大学松绑，增加教育投入等等，多是请求性的呼吁，作用非常有限。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实行校长负责制、扩大大学自主权等内容，是具有实质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惜我们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 90年代之后，民办高校的崛起，成为一种新力量，为中国高教的多元化、大学精神的生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不得不很遗憾地说，民办大学基本还处于谋生存的状态，对大学精神的贡献暂时还谈不上。 教育不公是最大的不公 《外滩》：照您说来，大学精神在中国高教史上，是忽隐忽现的。那么大学精神缺失的直接后果是什么？ 杨：使得大学难以有效地履行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如作为社会文明的创造性源泉、社会的智库和良心，探究高深学问和培养优秀人才，为社会发展和人生提供决策、意义和方向。当然，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最容易直接感受的是滋生教育腐败，导致教育不公。 《外滩》：为什么这么说？ 杨：教育腐败使一些人通过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不合理得利，是对教育公平赤裸裸的侵害。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教育公平比其他的公平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它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改变不利处境，从而在起点处矫正事实上存在的其他社会不公。 《外滩》：当前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既然教育不公是很大的不公，这是否意味着相对于其他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更需要看重并加以矫正？ 杨：当前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农村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即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上。1998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总量急剧扩大。同时，因为扩招伴随着高收费，高校开始出现庞大的贫困生群体，教育不公在高教界也凸现出来。应该说，教育不公跟整个社会不公有共通性，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强调经济增长、强调规模和数量的开展，泛化“效率优先”的概念，现在是关注公平问题的时候了。 当然，在教育界内部，这种不公也可以包括学校之间缺乏公平竞争的机制。例如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没有获得平等竞争的地位。相对于建国前出现过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一大批优秀的私立学校，显然不能认为现代人比前人更笨，而是现在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界就比教育界要好得多，民企中出现了许多实力强大的企业。 《外滩》：您说到贫困生问题，我想主要可能是学费涨幅太厉害造成的，这是不是和政府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对待有关？最近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提问时说，教育部历来反对产业化，您是如何看待的？ 杨：一般的理论共识是认为教育具有产业性质，但不能“化”。高等教育改革从1990年代以来，核心是围绕着财政问题，一个大前提是经费不足。因而，这种改革被称之为“财政视角”的改革。教育公平、学术自由等更为重要的制度变革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所以在现实中出现严重的偏差，如高校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官方数据，高校贫困生比例是25%左右，这在一些地方高校尤其严重。 《外滩》：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对我国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提出几点思考。其中提到：“在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中，要改变把研究生教育改革等同于收费的错误认识。”是不是暗示高层将要刹住高收费风？ 杨：研究生收费问题一直在研究中，教育部曾多次提出研究生教育收费，但国家发改委没有同意，担心影响物价水平，现在教育部正在研究此课题。 高校并轨收费的依据是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有其合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收费太高，大大超过了公众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同时，学校的营利冲动，使收费成为无所不能的手段。这里面有个悖论，一方面国家投入不足，一方面学校想着办法挣钱。 如何认识个人分担学费的比例，由于教育成本的测算出入很大，因而结论差别很大，高教理论界一直在争论，如北大教育学院等主张降低学费，上海教育科学院等认为学费还有上升的空间。 政府为什么抓着教育不放 《外滩》：政府一方面认可教育的产业性质，所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但另一方面，又在加紧对教育的控制，似乎什么都想管。对此您怎么看？ 杨：政府比较重视的是由个人来分担教育经费，但另一方面，政府却又在包揽、垄断教育资源，这是一种畸形的市场化。其实，中国高教制度改革跟国有企业改革很相似，政府必须大幅度地退出对高校的直接承办和管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由政府包揽高等教育，都是以私立大学为主，政府集中力量履行举办义务教育的责任。因此，我们需要调整教育政策，放开高等教育，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办好义务教育。 《外滩》：在一系列高教事件背后，反映出教育行政部门是个怎样的角色定位？ 杨：在集权和专制文化的影响之下，政府强调管制是一个基本特点。建国前五四时期弱政府的现实意外地造就了文化的繁荣。1928年之后，政府对高校的控制逐渐加强牢固。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问题在于，在当时社会化、多元化的教育现实之中，这些政策不仅是可以讨论的，一些强势的学校，如西南联大等甚至抵制当时教育部的政策，不用统一教材，自主人事安排等。民国时期，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和现在很不一样，当时蒋介石接见社会贤达，校长坐在最前面，官员反而靠后。 建国后，在计划体制和苏联模式之中，教育和学校的独立性完全丧失。“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一个基本价值，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它的反思，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对高等学校办学权的包揽等至今并未彻底改变。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条文大多并未得到落实，权力仍然集中在教育部手里。最近少数高校被授权有5%的招生自主权，但这还差得很远。 《外滩》：政府为什么抓着不放？ 杨：我想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也有控制教育质量的考虑。这些认识都需要更新。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必须转换。按现代政府理念的要求，政府不应该垄断资源，不应该直接管理学校，而应该是一个有限政府，应该依法行政，应该强调服务而不是无所不在的管制。这几年，高等教育的经费增加了很多，如211、985工程、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但由于机制陈旧，反而极大地强化了教育部和各司局的行政权力，这与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相悖的。 《外滩》：那您认为大学和政府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个理想状态可以参考？ 杨：历史地看，中国高教史上，理想状态应该是五四时期，弱政府，强学术，当时的政府不是不想管，而是没能力管，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是特殊的历史情境和国情造成的。 《外滩》：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些不理想的状况？ 杨：我想有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就是通过教育部转变职能、权力下放，改变国家对高等教育过多的包办和管制，实行地方化和多元化的发展，使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基本职能是两项：一是建立国家教育数据库，为教育评价、教育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二是维护教育公正。 1985年的《决定》仍具前瞻性 《外滩》：您在谈话中提到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有关决定，能否具体谈谈？ 杨：当时教育界的两个呼声比较大。一个是扩大教育投入，强调教育应当走在经济建设之前；另一个是下放高校自主权，给高校“松绑”。 1985年5月27日，《决定》发布，高等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出现了教育体制改革的高潮。如各地的高校中出现过一批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典型，像上海交大的邓旭初、武汉大学刘道玉、华中理工朱九思、深圳大学的罗征启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在这批改革者示范下，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高潮。其核心是高等学校实行党政分开，试行校长负责制。 《外滩》：政府有这方面的改革决心，文件颁发后，有没有实际效果呢？ 杨：应该说，改革的功效还是很长远的。当时像武大的特色教学改革。我们现在可以从两个人身上看出效果。一个是杨小凯，在他最困难时，武大为他提供了崭露才华的舞台；另一个叫汤敏，现在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当年汤敏学的是数学，受惠于刘道玉校长实行的学分制，他旁听了武大很多其他课程，到美国后学经济，最后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反过来汤敏又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形成一个巨大的推动。1998年高校扩招就是由汤敏直接推动的。汤敏和夫人左小蕾联名上书国务院，打动了高层。尽管对高校扩招的后果众说纷纭，但高等教育必须突破瓶颈、有一个大的发展的方向没错。 《外滩》：1980年代高教改革，中部地区高校似乎成为了改革的特区。 杨：对。但这主要取决于教育家。在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下，校长是个唯上是从的官员、唯唯诺诺的书生还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追求的教育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刘道玉、朱九思等，他们做到了其他校长没有做到的事。 《外滩》：《决定》颁布至今将近20年了，您觉得中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变化最大的主要在哪些方面？ 杨：1985年是高教界的转折点，直到现在，1985年的《决定》仍具有前瞻性。《决定》中提到的一些目标现在仍未实现，如落实高校自主权等。还有些反而后退了，比如官本位、教授官员化、教育腐败等现象的不断发生。北航事件、兰州理工事件，在19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高校当时虽然清贫，但还算是一方净土。这种变化致使高校的形象和公信力降到了二十年来最低点。 《外滩》：最后，您是否可以概括一下中国高教变迁历程中各阶段的大致特点？ 杨：中国高教变迁每个阶段的特点很难说清楚，只能大概描述。 清末是近代大学，五四运动后，由旧入新，大学完成近代到现代的转变。1928年以后，国家主义开始限制大学的权力，但当时毕竟是多元化的，大学精神还没有完全被丢弃，而且还创造了战争环境的“高教奇迹”。建国后，在国家主义的强力把持下，中国高教全面学习苏联，取消了各个学校的独立个性和风格，大学精神无存。至“文革”，中国高教进入最低潮，教育被公开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80年代以来大学价值和制度开始重建，1985年《决定》已经涉及了中国高教的核心问题，而且提出了在今天看来仍显先进的理念，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得到继续贯彻。 而自1990年代至今，大学则受到双重挤压，一方面是计划体制下的官本位、意识形态的困扰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市场化、商业化的侵蚀。由于没有建立开放、民主的现代大学制度，高等学校因明显缺乏抵制这种侵蚀的能力而备受伤害。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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