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公共问题

　　最近对北京动物园是否应该搬迁的争论，引出了另一个概念：公共权利 意识。这概念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是缺位的

　　文/雷颐

　　在传统中国，“公共空间”非常有限。

　　中国的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皇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奇禽异兽向来囿于皇家林苑或私 人庭院，从无公共“动物园”；中国历来不乏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几大藏书楼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谈，但不是皇家馆阁就是 私人藏书楼，从无公共“图书馆”；文物古董向来是文人学士的雅好，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从无公共“博 物馆”。这类“公共”事物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非常晚近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工部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 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

　　对中国人来说，“公家花园”毕竟是个新鲜事，所以时有在公园内攀折花木的事情发生。不料工部局却以此为借口， 禁止华人入内。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自然引起华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些外国人也对此感到不平。《申报》发表了一些中外人 士的文章，对此提出批评，如《请弛园禁》一文写道：“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抑独何欤？况该花园建之时 ，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敛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窃愿工部局一再思之。”

　　后来，一些著名华商一再请愿，联名致函工部局，要求废除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申报》发表《 论华商函致工部局请准华人得共游公家花园事》的评论文章指出：“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 。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名则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不准华人入内则“此事似 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

　　迫于各种压力，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在1886年5月废止此禁，对华人开放此“公家花园”。“例以西法”，以“纳 税人的权利”作为斗争的一个最有力武器并取得胜利，确有意义。

　　而中国官办的公园则出现在1905年以后。这一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端方等五大臣到欧洲“考察政治”，在他 们回国后呈送的奏折中不仅有“政治”，而且还对这类公共文化设施赞不绝口。他们坦承开始认为这只是“欧美风俗所趋，未 必有关政俗”，后来才知这些是“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外国人可据此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所以，他们详细介绍了所见欧洲诸国的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动物园)、公园，认为这是引导教育人民的四项重 要公共文化设施。最后他们叹曰：“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盼朝廷“敕下学部、警部，先 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妥定规画之方、管理之法。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 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

　　清廷采纳其建议，从1906年起开始积极兴办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京师万牲园”于190 7年7月正式接待游客，这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动物园。

　　近百年来，北京动物园已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有关它是否搬迁等事项事关公共利益，必须交由公 共讨论。近期，关于北京动物园的搬迁问题引起社会上的巨大争议，其焦点之一就是北京市有关部门一直在保密状态下推进这 件事，没有听证会，没有公共讨论、征询意见。这是对供养社会公共财产的纳税人知情权的漠视。

　　这使人不能不质疑其动机：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何要对公众保密？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公众有权知 道搬迁后这块土地由谁使用、作什么用，由此自会权衡利弊。

　　1868年关于华人能否进入“公家花园”之争，说明公开讨论的重要，对国人一向淡漠的“公共权利”意识之增强 可能也不无作用。但此次北京动物园“保密搬迁”说明百余年后“公共权利”意识依旧严重匮乏，倘藉此展开一番公共讨论， 对增强政府和民众的“公共”意识可能不无裨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6月7日总第1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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