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之上还有法官？

　　与法制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法院似乎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同样是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同样的由宪法确定了 独立审判的权力。但是，无论是法院还是法官，还很难完全承担起社会中立者和公平裁判者的使命。只要“法官之上的法官” 依旧存在，单纯的道德指责永远是软弱无力的。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法官和法院角色的“三化”正在作滴水穿石的改变

　　《大法官》中，案子还没有审结的春江市中院副院长杨铁如，突然调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个新职。

　　法官管理公务员化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看来，这样的剧情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对应的真实事例。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研究 室副主任、副庭长李炜分析的原因是：“中国法官的管理是公务员化的。”

　　从表面上看，法官应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要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接受同级 党委组织的考核，要参加公务员考试。而且政府的人事部门还要行使管理职能，进人出人都要经人事局批准。

　　这就是能够突然被调任市委政研部门的“秘密”。

　　法学研究者李富成、李富金两人同时认为，法官作为公务员来管理，抹杀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致使法官职业的行政 化、官僚化。

　　司法权力地方化

　　法官管理的公务员化，滋生的恶果之一是：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职能，从而影响了司法公正 。

　　考察中国法院设置的历史可见，1949年以来，法院的设置就与行政机关一样，实行所谓的“以块块管理”为主的 模式，即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法院，每一级法院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受同级人大的监督。

　　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设置使法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冲突之间，地方与中央的 冲突之间，当地党委不可避免地指挥属下的法院要为本地“服务”或者“保驾护航”，这就产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其背后就隐 藏着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因素。

　　在这种设置模式之下，政府也名正言顺地成了法院实质上的上级。因为政府的行政长官绝大多数为同级党委的第一副 书记，而法院院长连进入同级党委常委班子的都极少，当然要在政府行政长官的领导之下。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有基层法院院长在全院大会上作如此讲话就不奇怪：“我们审理案件，不但要讲法律效果，还要 讲经济效果。你判一个案件执行一个案件，当地企业输了垮了，好像与你无关，但当地企业如果都垮了，全县经济滑坡了，谁 来给你法官发工资？”

　　法院审判行政化

　　地方化的连锁反应是法院审判行政化，以行政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形成已久，法院中立形象和公信度受到损伤。

　　法学史专家称，建国初期审判与行政体制不分，最高人民法院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对于刑事犯罪作出的判 决要有相应的人民政府批准。尽管1954年以来的宪法都确立了“一府两院”的体制，但仍然摆脱不了行政机关的牵制和约 束。

　　依照现代法治社会系统的职能划分，法院应该成为居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仲裁人，而不是传统类型中的官方部门。但 多年来法院还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官味十足的“行政机关”，从事着超越司法权限、影响司法公正的行为。这些行为及其背后的 思想观念，明显地体现在一些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下，我们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不断调 整工作重点，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积极开展各项审判活动”。

　　李炜用足球比赛作了个比喻。足球比赛是否公正系于裁判一身。球场上，他是中立的判断者。但如果某裁判偏偏以“ 服务”为宗旨，主动拓宽服务领域，在场上为辖区球队出谋划策，关键时候补上类似于法院为企业清理账目的一脚，以帮助某 一方进了几个类似于为企业追回多少欠款的球为工作业绩，或者提前进入某球队，观察一下谁有类似于法院提前介入案情的犯 规可能，或者在某一场比赛中坚持“严打”方针，加大更改出示红黄牌的力度。如此裁判，还是裁判吗？

　　熟悉基层现状的李炜，对法院及法官角色的“三化”极为担忧，“这使社会没有一个真正中立的仲裁者。与政府等官 方组织相比，公众永远处在弱者的位置。”

　　如何改变现状？上述研究者“二李”坚信这样的不二法门：建立中国的职业法官制度，让法官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 严格法官的选任条件，让法官干法官该干的事，实行法官管理体系的法治化、垂直化才是保证。

　　本刊记者/章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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