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中饱官僚集团私囊

　　县域集团牟取的私益，是谁的私益？专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少数官员的私益，官员后面的地方官僚集团的私益

　　“给我往死里打！”

　　2000年11月6日，陕西省潼关县国税局副局长组织围攻殴打执法人员。殴打中，这位

梁副局长一声叫骂，震惊 国人。

　　梁副局长叫骂声犹在耳，11月9日，山西交口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带领检察院、审计局的干部，殴打吕梁和交口两 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抵制他们对该县石油公司加油站销售劣质油品的稽查。

　　后台是官

　　稍稍留意一下2000年以地方私益为主题的大量案例，总能发现一些地方官员的身影,只不过像梁副局长等官员那 样大打出手者相对较少罢了，更多的是坐在后台，对辖区内的这类事件熟视无睹，装聋作哑，或暗示或指挥。

　　武义县政府的官即是如次。11月7日，浙江省执法检查组到武义打假，准备向当地领导通报情况，以取得支持。不 料，武义县委、县政府负责人以“有比打假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为借口，避而不见，致使在该县打假处处受阻。

　　11月29日，广州市牲畜屠宰行政执法统一大行动，在白云区太和镇及廉江市长山镇受阻。使人意外的是，在违法 者对抗、围攻执法人员的同时，两地的一些干部袖手旁观，导致已查获的私宰猪被强行哄抢。

　　一些官员对地方私益的保护，往往是一事一时一地，力量有限。为了地方利益，有些地方官员不惜动用“红头文件” ，以图他们对地方利益的谋求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与单个的‘维私’相比，‘红头文件’后面不 是一两个官员，而是一批官员，一个部门，一级政府。”

　　江苏淮安和湖北武汉“维私”的，就是一批官员。因为他们2000年以集体或者政府的名义发了“红头文件”。前 者的有关部门专门发文件，严禁各单位公款购买其他品牌的高档香烟，而公款消费地产烟“一品梅”则是“正当行为”。后者 以市府名义出台政策特保“富康”。规定：市交管部门对其他车型将不予上牌照。”

　　一些地方官员的理由是：发展地方经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向“钱”进，向“前”进

　　少数官员为什么会成为“维私”的后台老板？又为什么走上“维私”的前台？

　　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培养本地经济增长点”、“有的地方领导甚至振振有词地说，“ 制假是为了抵制外国品牌抢占中国市场。”

　　一位学者不屑地说，那是胡扯。他们真正的用意很简单：政绩和仕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业安说，我国的政体是典型的集权制，但渐进式经济改革形成了经济权利的分散化，这使得 各地方政府追求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在这种特殊的联邦制中，每个地方政府都类似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王国”。必须对 当地的经济发展负责。相互之间必然展开竞争，以争夺资源、资金、人才和市场。

　　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毛寿龙在中国很多地方进行过实地考察。“我发现许多政绩工程。”毛说。

　　毛说，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各级地方政府实施经济增长政绩工程。尽管这种政绩 工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一致的：下级政府为下级政府确定经济增长的指标，同级政府之间进行排队， 年初排队，年终排队，超额完成政绩者、名次据前列者、排名位置靠前者，可以升级；没有完成任务的、名次靠后的，或者排 名位置下降的，则有被摘掉乌纱帽的可能。

　　要想在排队或者地方政府“兄弟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就必须想方设法把地方经济弄发达。要想经济 发达，就必须追加本地投资，增加财政支出。

　　然而，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县级政府官员常常感觉气馁：中国目前有一半的县发生财政赤字，辽宁省有80 %的县赤字。通过税收等制度内收入，维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很多地方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财政窘迫，一边是政绩逼人。矛盾如何解决？

　　素质差的官员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希图“假而优则仕”。

　　“素质高的”的官员，把目光投到制度外收入上：各种自筹资金、无依据的罚没收入和收费。如何自筹资金？“维私 ”成了“高素质官员”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有关学者调查发现：尽管中央在规范地方政府“制度外收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近年来一些县级政 府财政收入结构变动显示，制度外的收入有一种递增趋势。

　　南非华金国际集团董事长苏华杰教授指出，地方利益影响入世后的企业。因地方引进外资不但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 ，而且可以记入地方官员的政绩里。苏据此提醒说，“该想想如何协调地方官员、地方利益和官员政绩之间的关系了。”

　　腐败是趋利推动力

　　“你举报的内容我知道了。”

　　此话出自江西省一位主管打假的副县长之口。他的弟弟生产无证注射器用胶塞，代办假货的火车托运业务，有举报人 向省纠风办反映他弟弟的违法情况，他竟恼怒地亲自给举报人打了个电话。

　　这样的事例在地方官员的“维私”中，绝非偶然。有关人士指出，正是因为为个人或者亲属谋私的官员不少，国家检 察部门才特别强调：要严厉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与制假售假分子相互勾结，包庇、纵容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活动的腐败分子 。

　　周业安说，不可否认，地方的非正规收入有一部分用于当地经济建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租金分配”。

　　周说，“如果考虑到官员直接私吞，则由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导致的财政支出相当惊人。”

　　对于所在县市收入很低的官员来说，非法截取的收入会不会少些？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否定了这个善良的猜想：经济发展缓慢的县财政支出的上升速度并不慢，尤其是行政管理费和各 项事业费的上涨速度，接近经济增长快的县。

　　周说，政府官员的收入并不与经济发展状况挂钩。表面上看，经济发达的县，官员的收入会高些，事实上，对经济欠 发达县的地方来说，官员的收入会向发达地区看齐。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寻租。因为在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收入增长需求时 ，地方政府就通过制度外收入来弥补。

　　官员的腐败，是一些地方私益膨胀的重要推动力。周说，县级政府的制度外收入，有3个去向。其中之一是：为官员 损公肥私营造“小金库”。

　　一位地方官员对《新闻周刊》说，很多时候，没有地方私益的促动，就没有不正当收入，就没有小金库，也就没有穷 县官员坐高级轿车之类的不正常现象。

　　官僚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发现，县级政府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接近预算内的70%左右，这些庞大的支出用到哪里去了 ？

　　周说，一部分用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一部分则用于各类事业费，尽管不能确切地估算出其中的比重，但总的来看，这 笔庞大的支出，并不是用之于民的，除了替地方领导挣政绩，就是为了维持臃肿的官僚体系。

　　据了解，中国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超编60多万人，其中一半超编在县里。县级几大班子功能齐全，庙小神多，对国家 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山西原平县，这个县级市1951年的干部总数是332人，1978年为1040人，1993年增加到1572 人，还不包括以工代干和聘用干部。永和县人口6万人，是山西省人口最少的县，但该县县委常委、正副县长、政协正副主席 领导职数，与山西省人口最多的洪洞县是一样的。人大常委会还比洪洞县多一个副主任。

　　近几年，山西省绝大多数县的财政，年增长幅度多在10%以上，有的在20%以上，但干部人头开支占了很大部分 。至1999年，还有69个县靠吃补贴过日子。

　　有关学者指出，集权制官僚体制有一种自我膨胀的趋势。为了维护庞大的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地方私益，就成了地 方官员不得不的选择。毛寿龙认为，正是这个集团的利益，拉长了官员伸向地方私益的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虽然不同意地方私益，是官僚集团私益的说法，但他支持这样的说法：“过于庞大的官僚 体系，是地方私益膨胀的原因之一”。

　　本刊记者/章敬平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