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 “新一届政府要做四件事”

　　作为公共管理方面的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薛澜建议：政府要变得更会思考问题

　　本刊记者/孙亚菲

　　今年8月下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教授,带领50多名年轻官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学习 。这些来自中央各部委、省厅局和地市的官员，给他留下深刻

印象：“当时，另一个国家的官员培训班也在进行。两相对比， 我们的官员显得敏锐、深刻、见识广，对敏感问题也不回避，总是很坦然地向教授提问。后来，肯尼迪学院的教授很惊讶地告 诉我，简直没想到，中国政府官员的意识如此开放、如此有魄力。”

　　“我们国家，需要更多这样的官员。”他说。

　　角色转变尚待时日

　　新闻周刊：入世之后，中国政府部门的改革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薛澜：在中央方面，可能从体制上考虑多一些，譬如在进入WTO后的政府定位问题，以及与WTO接轨上，还是花 了很大力气的，尤其着重法律法规的建设完善。

　　从实际问题的解决上，可能地方政府的变化更快。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意识到，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 境，因而在软硬环境的建设上下了不少功夫，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减少了。

　　另外，政府的行为方式也有所变化。比如，对人大、政协的意见更加重视，开辟了像听证会这样的更多听取民意的渠 道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新闻周刊：变化的动因是什么？

　　薛澜：动力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有两方面。中国改革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公众民主意识增强了，要“政府来为我们做点什么”的意识已经有了 。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另外一点，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各种矛盾、各种问题也更多。这就逼着我们的政府去想怎么更好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中国有几个重大转变在同时进行：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 三，从中国整个社会治理体制讲，原来更多是依靠个人的权威，个人领导能力，现在正向一个以民主法制为主体的方向转变。 这三个方面中的一项，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在中国，三个转变同时进行，而且在时间上 大大压缩，对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自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还有一个是国际变化，WTO是一个最直接、能看到的推动力。但事实上，与国际接轨并不是从WTO开始的，只不 过这次比较集中，意义对比非常明显。

　　新闻周刊：入世后，政府在角色定位上调整得如何？

　　薛澜：还有很长的过程，很难一下子转变。现在的情况是，一边在讲转，实际上，真正做的少。

　　对政府来说，当好一个父母官的传统观念还没有变，不过是把以前做得不够好的，现在做好，争取好心办好事，没有 从改变根本治理模式上去考虑。

　　下届政府朝向何方？

　　新闻周刊：你预计政府在职能和角色转换上何时做出更快调整？

　　薛澜：中央政府要作出更快的调整，有他的难处。毕竟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各地方条件都不同，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央政策要做更快更大幅度的改革，预计要在十六大把一些新的基本框架定下来以后。

　　新闻周刊：新一届政府产生，将面临解决哪些问题？改革方向是什么？

　　薛澜：从宏观上讲，政府改革将面临几大转变。

　　一是从操作型政府变成一个思考型政府。过去几年，政府一上来就是大干快干，匆匆忙忙，遇到的问题不少，许多社 会矛盾开始出现，各种利益群体开始分化，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政府静下来把它弄清楚。

　　二是要解决决策科学化、规范化的问题。政府任何一项政策出台都必须要谨慎，要协调好各方面关系。这需要进行全 面的政策研究，决策程序要有更多渠道，在加强人大政协的作用，完善信访机制方面做更多工作。

　　三是政府要加强从日常管理到危机管理的力度。小煤矿爆炸，南京、九江等地发生的投毒事件，反映出我们政府的危 机管理体系很不完善。

　　第四，政府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建立完善监管体系。

　　最后，整个政府还存在干部素质从知识化、年轻化到专业化改革的过程。这需要建立一个培训体系，鼓励政府工作人 员多参加MBA、MPA等多种专业形式的学习。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