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

今年农民收入当中有2／3来自粮食价格的上涨　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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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武竹

　　什么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温总理在今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要千方百计保住全国现有的近16 亿亩基本农田，这就是“底线”。如果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要让农民享受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果。

　　由于粮食价格的回升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今年农民的售粮收入增加了600多亿元，农民收入当中有2／3来自粮食 价格的上涨。

　　再加上国家按照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粮食，特别是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早稻，最低收购价格是一斤0.7元，这是 一个增产就能增收的政策。如果农民一亩地产六七百斤粮食，每斤粮比去年多收0.2元，一亩就可以增收120至140元 。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11.4％，增幅比上年同期提 高7.6个百分点。

　　渴望当农民

　　53岁的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三元村村民刘成文指着山坳的一隅，对记者说，“我的地就在那儿，那还是1983年 的时候承包的5亩地。”

　　这是一片生长过庄稼的土地，散布在地势低缓的山坳之间，每块地都平平整整，显然被小心地侍弄过。

　　山坳外面，是北碚区城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干道旁已被压路机平整过的工地上满是车轮印，从工地一直通向几十米 外的公路。再远处是数栋新近拔地而起的商业楼。

　　在那5亩已被征用的田地旁，那里曾是刘成文废弃的家，一楼一底，外带一个院子，现在只剩几堵白色的残墙。

　　往日邻里的的房子，都已经被废弃了。事实上的三元村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块土地上，新的大学城将入驻。

　　今年6月，包括三元村在内的歇马镇几个村十几个社，搬出了北碚城南的丘陵地区，两千多农民集体“洗脚进城”， 成为新的“市民”。

　　但刘成文不愿意“洗脚”，他一边继续租用了别人的田地来种，一边怀念他的5亩田地。

　　种田能收多少钱？

　　刘成文掰着手指说，他的5亩地里一年能存下七八千块钱。

　　刘成文的妻子杨发玫补充说，这七八千块钱主要来自3亩地的蔬菜，另外两亩稻子，其实是挣不了什么钱的。

　　两亩稻田，一年一季水稻，亩产不到千斤，除去口粮，还卖不了两百块钱。3亩地的蔬菜是刘成文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距离重庆城区很近，刘成文可以随行就市调整蔬菜种类，然后再卖给菜贩，“一年的用钱就靠种菜了”。

　　让刘的妻子杨发玫一开始很不理解的是，尽管挣不了几个钱，刘成文始终保留两亩水稻。杨发玫吵过闹过，却从来没 能让刘成文改过心意。

　　刘成文有自己的考虑，几十年前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饥饿感至今仍挥之难去。刘成文自己说，只要看到菜地边上的稻 子，他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踏实。时间长了，妻子也逐渐接受了刘成文的想法，杨发玫还给刘成文的想法取了个名字———“ 保险主义”。

　　但刘成文的“保险主义”敌不过城镇建设的大势所趋。今年6月，刘成文一家和两千多人一起搬出了山坳。他的5亩 地被北碚区政府收回，然后卖给了开发商。

　　区干部宣布“撤离时间”的时候，刘成文的菜地里，莴笋和黄心白菜正茁壮地生长。临行前，刘成文把地里的莴笋和 黄心白菜卖了260元，这是他最后一笔卖菜所得。而另外两亩地的稻子还是青苗。

　　刘成文和区政府签订了“自谋职业”的协议，由于夫妇俩均已超过50岁，按照规定，夫妇俩先领取2.1万元的赔 偿安置费的一半。另一半作为以后的生活费存入银行，按月领取每人78.5元。由于两个女儿可以领到全额，刘家共领到6 .3万元。刘成文把这笔钱的大部分存了起来，他想留给他的两个女儿。

　　即使1分不存，这6万块钱也不够刘成文维持全家以后的生活。在开发商给村民们造好安置房前，刘成文每年仅房租 就要花1000元，而安置房的动工至今仍遥遥无期。近3000名搬出山坳的“市民”不得不全部租房，散居在歇马镇的各 处。

　　为了保证生计，已经不是农民的刘成文依然在住地附近的村里租了1亩半地耕种。粮食涨价后，地就金贵了，为了租 到这一亩半地，刘成文曾跑了好几十家。

　　按照协议，刘成文要为这1亩半耕地每年付出500元租金。这让“非农业人口”的刘成文无比羡慕村里的“农民” ，“真没赶到好时候，明年就不用交农业税了”。

　　刘成文打算多找找，再租一块地来种。在他的规划里，依然有种植稻子的面积。“我们哪买得起城里的粮，米卖得越 来越贵了。”杨发玫说。

　　但刘成文会发现租地越来越困难。众多迁出农村的“前农民”们同样在寻找可以租种的土地，而在远离城市的乡村里 ，农民们对耕种的热情也正在升温。

　　诱人的粮食贴补政策

　　歇马镇农兴村的一个山坡上，徐丹碧正一锄头一锄头地想再开出一小块地来。

　　山坡顶是她家两层楼的房子，房顶已经没了，窗户和门板也不知哪儿去了。农兴村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在9月份搬走了 。但徐丹碧却不愿意走。她晚上和老伴到儿子家住，白天回来继续种她家的两亩多地。

　　徐丹碧和老伴把房子周围可以开辟的土地都开挖出来。“我就是不走，我还要把稻子、红苕、白菜都种上。”徐丹碧 说。

　　徐丹碧一家至今也没有领取2.1万元的赔偿安置费，也没有和征地办公室签订协议。徐丹碧和老伴一开始就算了一 笔账，两个人4万元，最多5年就用光了，但“只要有这两亩地种，5年无论如何饿不死！”

　　徐丹碧还担心不能从此享受“农民”的待遇，“我没有农转非，我的税今年总是该减的，农业补贴也还是应该发给我 的吧！”

　　北碚区蔡家岗玉荣村的老吴则在期盼着土地能重回自己手中，改种粮食。1年多前，北碚区政府号召蔡家岗农民“建 设生态农业”，将玉荣村的三百多亩耕地“退耕还林”，开辟成果园，主要栽种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梨树。

　　老吴和村里的许多人一起交出了自己的土地，以土地入股或招工的方式进入果园打工。但成熟期长成熟季节晚的梨子 并不适合北碚秋天多雨的气候，结果小范围栽种即被停止，果园也陷入停顿。许多村民怀着和老吴一样的心思，希望能重新耕 种土地。

　　2004年，随着重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出台，如降低农业税、撂荒地补贴、粮农直补、保护价收购等等， 周边农民重新出现了种田热情，这让曾是重庆粮食主产区之一的玉荣村的老吴们越发呆不住了。

　　但他们被告知，土地既然已经卖了，那就属于果园；即使果园现在不种果树，也不能随便拿回去种粮食。而且，玉荣 人已经农转非，“没资格享受中央的农业政策了”。

　　老吴并不死心，果园已经没有产出了，怎么就不能种粮呢？他照样准备了稻子和蔬菜种子，并准备去开地。

　　粮食实验基地的新意义

　　周大群不是农民，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居住在城内，但他对城南西南农业大学旁的一大片稻田记忆犹新。那片田地 ，过去曾经是周大群周末垂钓的去处。现在，稻田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占地广阔的北碚区政府办公楼和楼前的巨 大广场。

　　“被占掉的不仅仅是一片稻田，那里曾经是抗战时期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乡建学院试验田。”对北碚历史颇为了解的周 大群说。

　　抗战中期，重庆成了陪都，大量东部人员涌入该地区，极大地增加了重庆地区粮食需求，粮食供应成了关系到战局的 重要因素。

　　当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乡建学院于是在北碚城南购置试验田，承担了提高粮食自给的试验。科技人员带领当地农民 实验种植优质水稻、红心红薯、美国马铃薯和泰国香蕉等高产量农作物，并在实验成功后推广生产。

　　优质高产作物的推广逐渐提高了北碚以至整个西南后方的粮食生产能力。

　　“这些试验田，在1949年以后为中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也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在现在尤其有意义，”周大群说 ，“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想办法增产粮食嘛！”

　　不过，重庆的农业生产显然一度到了危险的边缘。重庆人均耕地0.67亩，低于世界粮农组织划定的人均0.8亩 的警戒线。粮食种植面积从1996年开始就持续下跌，产量到今年才有反弹。

　　王有超是原西南农业大学副校长，重庆市人大代表，在他年初向重庆市人大提交的一份《关于确保我市粮食安全的议 案》中，王有超认为“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关键在于各地以各种名义征地”。他希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贯彻执行中 央农业政策，增加市级粮食风险基金等。王有超说，这个议案“是签名最多的，也是讨论最热烈的”。

　　粮食和耕地的重要性被高层政府反复提及。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会议 上再次强调，要千方百计保住全国现有的近16亿亩基本农田，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在2004年年底的一个下午，原歇马镇三元村农民杨发玫说：“我们只会耕田，我们没法进城，还是做农民好。” 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周围“前农民”们的热烈响应，他们觉得，杨发玫说出了他们现在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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