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地生活"

　　□本报驻沪记者胡天舒

　　如果不是那一次，恐怕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脾气有多大。那是2004年夏季的某一天，我勇猛无比地在四川某市委大 院里拍了桌子。

　　那是一个临时接到的采访任务。成都附近的一个县级市在城市建设民营化方面跨出了

尝试的步伐，但他们的做法又与 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些许矛盾。我当晚即从广州抵达成都开始工作。

　　该市的市委市府都在一个院子办公，我老老实实地按照采访程序走。上上下下一番折腾，到了下午，在宣传部的引见 下，我见到了市委书记的秘书。

　　那是一个面皮白净的男人。他给我倒了杯绿茶，说：“请喝茶。”然后坐下来继续看文件。我坐在他对面，等着他看 完了两页文件，只见他头也不抬地翻到第三页，准备接着看，丝毫没有跟我说话的意思，我只好主动清了清嗓子：“可不可以 见你们的市委书记？”

　　他抬头看看我，简洁地说：“不能。”说完低头继续看文件。然后我说什么他再也不理睬，那种专注看文件的表情我 只在同学背GRE单词时看到过……

　　我只好站起身走出秘书办公室，准备自己找市委书记办公室敲门。秘书跟着冲出来，一挥手拦住，大声说：“到哪里 去？”我还没回过神来，他接着说：“我以礼相待，请你坐，给你倒茶，还要我怎么样？你不打招呼就出去，一个女同志怎么 这样？”

　　我瞪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接下来秘书又采取了不理睬政策。没办法，我再次站起身，试图再一次寻找书记办公室 。

　　秘书又一次拦住我，同时打电话把宣传部接待我的小姑娘喊过来，当着我的面骂她：“你是怎么接待媒体的？怎么发 生这样的事……”那个小姑娘看着我，又看看秘书，眼睛里满是为难与害怕。

　　我终于火了，“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内心愤懑汹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秘书也呆住了，望着朝他拍桌子的我 ，面色苍白。

　　但最后还是秘书赢了，我乖乖地下楼了。

　　离开县城之前，我写了封信给市委书记，并抄送宣传部部长。我告诉他们，对于该选题的采访本报已经做得非常充分 ，完全可以成稿发表出去，对你们的采访不过是需要对新闻事实予以确认，是对你们负责。信的最后留下了我的电话。

　　回到成都，开始发烧，此刻，我多么希望可以身在温暖的广州办公室或者上海家中，而不是在陌生的城市等待一个天 晓得的陌生电话。

　　奇迹最终发生了。收拾行囊准备离开成都的时候，市委书记来电话了，说看到我留下的信，感觉值得见一面，并请对 秘书的举动谅解。在成都的一个茶馆，我终于和这位市委书记进行了3小时的交谈。

　　直到今天，仍然觉得拍桌子的举动是多么不可思议并一再告诫自己不可再犯。大多数情况下，我在与采访对象交谈之 前，往往需要进行15分钟的自我说服工作，才敢拎起电话。道理很简单，就算是记者也没有道理去浪费人家时间。

　　这几天我在MSN上看到一个记者朋友的名字改成了“勇猛地生活”，不禁会心地莞尔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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