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专刊:拉美现象是否会出现在苏南广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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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12日15:25 《长三角》专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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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的统计口径，去年江苏实到外资预计较2003年明显下滑，苏州的引资数量在2003年首次超过上海后，2004年1到11月的实到外资金额再次落后于上海。2004年，对于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的外资模式，只是漫漫征程上的一次暂时调整，还是这条路上真的出现了拐点？ 无独有偶。2004年岁末，广东省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再次使“外源型经济”成为议
作为外源型经济最为发达、成绩最为显著的两个大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遭遇了相近的话题，是偶然，还是必然？外源型经济的功过究竟如何评价？这对于正在大力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的其他地方来说，又将提供什么样的思考与借鉴？ 江苏引资出现拐点？ □本报记者 汪晓东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外资聚集到长三角地区。 或许，有人会说，利用外资也不是越多越好，即使下滑了也未必是坏事。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原先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观念确实需要变一变了，“招商选资”、“招商引技”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有些事情，总是在悄无声息中发生变化，如果不留心琢磨，或许会被忽略。 比如江苏的引进外资。 去年1—11月，江苏省累计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416个，比上年同期下降0.36%； 协议注册外资345.9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17%；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101.7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5%。 虽然大多数数字还在增长，还是全国第一，但变化显而易见：协议外资和实到外资的增幅大大下降了，其中前11个月的实到外资只增长了1.65%。 而更为“严重”的变化在于：2004年1—11月实到外资101.72亿美元，而2003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是158亿美元，如果要与2003年持平的话，那么2004年最后一个月实到外资需要56亿多美元。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句话说，2004年的实到外资，不是增幅下降，而是绝对数出现下滑，已是“铁定”的事实了。 有人说，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引进外资连续多年的“高开高走”态势，极可能在2004年终结。那么，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2004年，对于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的外资模式，只是漫漫征程上的一次暂时调整，还是这条路上真的出现了拐点？ 只是统计口径的变化吗？ 有报道说，对于江苏省去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江苏省外经委的解释是：去年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外资统计需要验资报告，所以数据会有大幅下降。 验资报告是指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核定外资数额真实与否的报告。统计部门不再只采信外资企业上报的数据来作为依据，进而要求企业多提供一份来自第三方的核定报告来“验明正身”。 另外，江苏省统计局有关人士也指出，江苏省从2003年7月开始施行验资报告制度，这对数据的影响很大，前后两个数据没有可比性。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戴晓文也把“统计口径变化”列为第一条原因。他说，原来统计这个数字，只要到外管局和海关查一下从外面汇进来多少钱就知道了；2003年7月1日之后，商务部有了新规定，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而且商务部抽查得很严。“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原来的数据可能有水分，但现在就不大可能有了，除非会计师事务所也造假。” 不过，这样“纯技术层面”的解释真的能解释一切吗？ “回落是事实，但不能说江苏利用外资的能力就下降了” “我估计，2004年江苏省实际到账外资在120亿美元左右，不会超过130亿美元，也就是说，与2003年相比，有相当大的回落。”江苏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田伯平认为。 他分析，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一是国际直接投资本身大幅回落，连续几年的情况都是如此，这对中国影响很大；二是全国整体的开放步伐在加快，尤其是加入WTO进入“后过渡期”，外资也在自我调节，原来主要是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要素等方面的优势，现在他们的投资目的发生了变化，他们看到中国国内的消费起来了，原来主要是加工贸易性的投资，而现在，针对中国消费市场的投资多了，外资因此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原先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现在正在向内地一些城市扩散。 从江苏自身的情况看，田伯平认为，也有一些原因导致外商投资的下滑：一是江苏省去年发生了“铁本”事件，这对引进外资影响不小；二是苏南地区的外资本身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现在外资进入的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这样，对于有些小规模的外资项目，利润空间已经不大，苏南地区原来的做法是“拣到篮里都是菜”，现在提出了“招商选资”；三是2003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158亿美元，增长52.4%，这一增幅有些“过大”。 2003年为什么江苏的引资这么“猛”？江苏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顾卫东认为，主要是非典的影响。因为在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相对非典疫情较轻，因而外资集中投向了这一地区。2004年，外资又开始分流了。“因此，去年的利用外资能够在前年增加了那么多的情况下，还能够有所增长，那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不要说增长，就是能够与前年持平，就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非典，前年增长不了那么多，去年也不止增长这么多。” “回落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江苏利用外资的能力就下降了。”田伯平认为。他说，利用外资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一年一百二三十亿美元，占到全国近15，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可以说，江苏利用外资更加稳健了。” 不必老质疑“苏南模式” 这几年，到苏南地区参观学习的人纷至沓来。然而，参观者的背影尚未远去，从去年开始，针对苏南外资模式的质疑声渐起，主要的观点是，苏南的外资增长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并不同步；对外资的过度依赖遏制了本土企业的发展，等等。也是在这段时间，苏南地区集中提出了发展富民经济、发展税源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业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战略。尽管，这些战略的提出未必与质疑声有直接联系，但或许可以理解为苏南地区对外资道路的一种必要反思。 尽管如此，不少学者对江苏的引资发展模式仍然表现出乐观。 田伯平认为，苏南的外向型经济，本来就是一种创新之路。不走这条路，苏南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任何一种现象，总会有其缺点，但我们不能只看到缺点，而忽视其必然的、合理的东西。” 他说，20多年来，江苏的发展有两次大的创新：一次是乡镇企业，带动了江苏10多年的发展；一次是外向型经济，也带动了江苏10多年的发展。苏南的外向型经济，是在乡镇企业发展到了尽头的情况下开始的。“有人说，苏南外向依存度太高了，外资占固定投资的比重在40%以上。但是，从全省范围看，这一比重不到20%，你还能说江苏的外向依存度高吗？” 顾卫东甚至认为，对于苏南模式的质疑，是一种行政区经济的思维在作怪。他说，外资大量在苏南地区聚集，这是内在的经济规律使然，某种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的服务业比重占到80%以上，但美国的底特律是典型的工业城市，你能说底特律的产业结构不好吗？这几年，江苏的服务业比重连续下降，有些人感到担忧，我认为这很正常，江苏的制造业再高一点也没有问题，旁边有上海呢！” 他又以南京为例：“这几年，到南京开饭店的浙江人很多，一些本地人就开始担心了。我对他们说，你担心什么，各人有各人的优势。南京人自己开饭店要亏，浙江人来开就赚，那你就让他们来嘛。南京有自己的产业优势，大家做适合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呢？这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内容嘛！” 对于苏南经济是“打工者经济”一说，顾卫东也不以为然：“中国的劳动力在外资企业工作，素质和技能提高了，还能拿到工资，有什么不好呢？如果送他们到技工学校去培训，那还得付学费呢。经济发展，人的因素最重要嘛。这些人在外资企业学到了本事，以后有了本事，可以自己出来办企业。现在很多海归人员回到国内办企业，都成功了。” “是回落，也是回归” 尽管可以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引资的问题，但一些处于引资一线的人士，还是感到压力和困难。 陶惠兴，张家港市外贸局局长。他介绍说，2004年该市的合同外资和实际到账外资都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比2003年下滑了很多。他还透露，同属苏州的两个兄弟县市，实际利用外资还出现了负增长。 他感到压力大的原因，一是大的环境变了，土地、能源、资源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二是政策环境也变了，比如，原来对外资项目实行的是审批制，现在改为核准制，原来一个项目很快就可以批出来，现在甚至好几个月还批不出来。 “不过这个问题也要积极地看。”陶惠兴转而又说。他认为，环境的变化对于苏南来说是一个机遇，即提升产业层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机遇。他说，原来的发展模式总体上还是粗放型的，对土地、资源、能源消耗很大，今后还是那样走，肯定不行了。“我觉得，即便江苏省的利用外资真的下滑了，那也属正常。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大量引进外资，是因为我们缺乏资金；发展了这么多年，资金问题至少在苏南地区已不再那么突出，我们还要不要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引进外资？” 这个观点倒是与田伯平不谋而合。他认为，在苏南地区，现在可能需要减少对外资的过分依赖。“从这个角度说，利用外资的回落，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田伯平也说到了思路调整的问题，不过他的语气显得比较轻松。“增长方式确实要调整，但苏南地区调整的空间很大，调整的主动权也在自己手里，比如，他们可以招商选资，可以变引资为引技。说实话，对苏南来说，不去引资，外资也会哗啦啦地来。现在，苏南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发展期，进入了一个自我完善的发展阶段，它面临的只是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比如，如何面对土地、环境、资源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南确实到了一个拐点，需要转弯了。” 只是，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立人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招商选资也好，引资变为引技也好，是否真正能够落实，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因为他了解到，有些地方在土地问题上还存在开而不发、多征少用、征而不用、早征迟用等问题。“提高开放的水平，提高外资的质量，这些说法都很漂亮，但是否都做到了呢？现在，一些地方的水质、土质和空气质量还在下降，而某些疾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这些是否与当地的发展观、引资观多少有些关系呢？” 不会出现“拉美现象” 访张家港市委书记曹福龙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关于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关键是要有利于做强做大本土企业 记者：尽管对于苏南发展有各种议论，但我个人觉得，引进外资与富民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更何况，利用外资是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也是重要机遇。我多次采访过张家港，这里引进外资十分可观，而富民程度同样很高。这是否说明，引进外资与富民是可以齐头并进的？ 曹福龙：的确，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在当前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一点不容置疑，也没有太多争论。外资向中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大量聚集，这是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使然。不抓住这一机遇，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不能说是健康的，也快不起来，更无法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去。 但是，也不是外资的依存度越高，老百姓就能够越富。这其中有一个利用外资水平的问题。“水平”二字如何体现？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其对本土企业带动能力有多大，是否有利于做强做大本土企业。如果一味追求外资依存度，而这些外资没有多大带动力，那么，引进外资只是解决了一些就业，老百姓得益可能不多。现在一再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处理好引进外资与富民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之一。科学发展不是不要发展，不是慢发展，而是能够让老百姓得实惠的发展。 如果说张家港这些年的发展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们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既注重吸引外资，又注重培育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使它们尽快做强做大。去年我们出现了1家销售超300亿元的企业，4家销售超100亿元的企业，一批销售超30亿元的企业。我们准备用3年左右时间，使工业销售达到3000亿元，即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届时我们将拥有1家超500亿元的企业，有2到3家超200亿元的企业，有一批超100亿元的企业。 关于“拉美现象”：外资企业与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就不担心外资浩荡而走 记者：说到新苏南的发展道路，我就联想到以前曾经有过的一种讨论：中国能否避免“拉美现象”(一些拉美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获得了阶段性经济快速发展，但它是以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为代价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现今的苏南当然不能与之类比，但有些经验和教训可能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曹福龙：这样的担心并非完全多余。但我认为，苏南完全可以避免出现“拉美现象”。如何避免？关键还是上面所说的，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做大做强本土企业。从张家港的情况看，我们这些年十分注重引进、消化、创新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近几年，我们的技改投入每年都要一百六七十亿元。同时，我们注重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另外，就是招商选资。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我们要抓，世界500强企业我们也引进不少，但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够提升现有产业的、对本土企业有带动作用的外资，对环境友好的外资。现在我们的工业经济结构是“三足鼎立”：一足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企业；一足是致富百姓的民营企业；一足是与国际接轨的外资企业。这样一个结构比较稳定，也比较协调，更不担心外资浩荡而走。 避免“拉美现象”，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工业化是主导，但仅有工业化还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服务业支撑。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努力营造环境，培育市场，发展与新型工业化配套的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财务、法律、各种中介机构等等，这其实也是我们能够迅速做强做大工业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又在加快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关于“强势政府”：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同样重要 记者：关于苏南，还有一种有意思的说法，认为苏南的经济是“干部经济”，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还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有人称之为“强势政府”。无论是招商引资也好，发展现代服务业也好，张家港的政府部门在产业发展方面似乎都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曹福龙：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强势政府”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政府强在什么地方，大有讲究。 在资源配置方面，必须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政府不能干预。 那么，政府的作用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应该体现在引导、指导、促进和服务等方面，尤其是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比如，在产业发展的总体安排上，我们坚持发展制造业与发展服务业相结合，并为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在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技术的门槛、环境保护的门槛；再比如，在企业发展遇到技术、人才、项目报批等重大问题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这些方面，政府是大有作为的。如果该做的没有做，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能就会慢下来，那么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就难以实现。 三位镇委书记的新引资观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张家港市凤凰镇党委书记王惠忠： 改变了引资的方式 原来感觉2004年引进外资应该可以进入收获期，因为前几年我们的项目储备比较多了，但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好。一是土地问题，这对外商的投资心理影响特别大，没有土地使用权证，外商不敢和我们签约；二是电力问题，一些欧美企业和韩国企业在和我们谈项目的时候，首先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我们不能保证企业连续运转，他们就不来，可直到现在，缺电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三是成本问题，原来投资成本、尤其是土地成本相对比较低，现在越来越高，而外商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2004年，无论是宏观环境，还是微观环境，对于招商引资的影响都比较大，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客观原因，做得好的地方也很多。 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招商引资的方式要变一变。比如，原来我们承诺给外资企业的蒸气是每吨120元；现在，蒸气从发电厂出来就要每吨150元了，我们原来的承诺就无法兑现了。因此，地方政府介入太多不是好事，该退出的还是要退出。我感觉，招商引资要企业、政府、中介机构和外来投资者四方面的力量一起来做，尤其是要重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还有一个感觉，外资似乎没有民资来得实惠。现在我们的观念也改变了，对于外资，基本只抓大的，不能再全面开花了。同时，要引进好的项目，不能照单全收，毕竟土地有限。我感觉，今后苏南的发展要依靠三个轮子：一是大的、好的、国家鼓励的外资项目；二是本土的规模企业，要有我们自己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三是大量的民营企业。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外资，外资一旦不能赚钱了，终究是要跑的，跑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但是，民营企业跑不了，他们扎根在这里。去年，我们镇的外地注册资本16819万元，增长146%；实际到账40175万元，增长了好几倍。 昆山市陆家镇党委书记夏小良： 想清了引资的目的 招商为了什么？招什么样的商？2004年中，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些问题，答案也渐渐清晰起来。 人们都说我们陆家镇是“外资明星”。现在看来，光有这样的称号是没有什么用的。外资招得再多，如果不能增加财政收入，不能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相反还增加了我们的社会成本，那么，这样的外资就不一定要了。 以前，对于这样的问题，认识没有这样清楚。过去的做法是“广揽各路客商”，大中小项目并举，不管投资大的小的，科技含量高的低的，环境影响大的小的，只要能批准，就让它进来。去年，两大问题十分突出：一是客观上，土地、资源、能源的瓶颈制约，包括社会成本的急剧增加。所谓社会成本，举例来说，大量外地劳动力涌进我们这个小镇，教育、卫生等是否能承受？城市建设是否能够跟上？二是主观上，原来单纯追求GDP，追求外资的数量，但地方财力并没有大的增加，想做一些社会事业财力不够。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招商引资？也迫使我们转变观念，必须招商选资，不能有10个项目就要10个，环境污染大的我们不能要，带来税源不多的，我们也不一定要。 说实话，原来没有完全弄清楚为什么招商的问题，有点为招商而招商。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现在我们逐步想清楚了，如果外资来了很多，但没有富民强镇，这样的引资是不足取的，甚至是失败的。因此，我们提出了外资与民资两轮驱动的战略，提出了培植税源经济的概念。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就不要外资了，就不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了。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的外向型经济，我们可能一事无成。现在，要发展民营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配套于外向型经济的。因此，外向型经济仍然是“牛鼻子”。只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始终要与发展经济的落脚点结合起来，与富民结合起来，与税源经济结合起来，不能光有数据。 江阴市新桥镇党委书记吴贯一： 加大了选资的力度 实际上，我们镇从2001年起就开始提出招商选资了。当时我们提出了“三集中”，即：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住宅向镇区集中，企业向工业区集中。因为我们镇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大的企业集团比较多，有世界上最大的毛纺企业阳光集团，有位列世界毛纺十强的海澜集团，还有亚洲最大的纺织空调除尘企业精亚集团。全镇绝大部分的工业销售出自这几家大的集团，农民也主要在这些企业就业。这种情况下，实行“三集中”势所必然。 我们选资的标准，一看对环境的影响，环境污染大的肯定不要；二看技术水平和产业档次，如果水平一般的我们也不一定要。我们招商引资的一个特点是把企业推出去招商。这些企业眼光也很高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一些外商提出来要和我们的大企业合作，他们还不愿意呢，因为他们不缺资金，本身的项目盈利能力也很强。现在，企业要寻求扩张，有时候也感到力不从心，也希望引进外资，但他们要“挑三拣四”，不是好的项目不要。这也是我们选资的另一条标准，就是看外资是否对本地产业有带动作用。 现在引资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对于出口加工型的外资企业，一部分出口退税要由地方财政来补贴。这使得我们在选资的时候又增加了一条标准：如果外资纯粹是出口加工型的，我们就不一定要了，否则要增加不少负担。我们尽量会选择一些内销型的外资项目。 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如果能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大，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好，为他们的发展创造好的环境，效果可能比招商引资还要好。一方面是税收贡献，另一方面是消化劳动力。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总体上比本地企业要高，我们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农民，要让外资企业把他们全部“消化”，恐怕不大现实。另外，我们提出，镇外就是外，比如，我们距张家港只有不到10分钟车程，他们来投资，我们也欢迎。 广东外源型经济又成靶子？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丁力 □本报华南分社记者 韩建清 □本报华东分社记者 吴焰 开放引资之路当坚定不移，但对外源型经济的风险应及时规避。 imaginechina 我省增强综合竞争力的主要问题是增长后劲不足，其中对外源型经济过度依赖是问题的关键。 要警惕对“外源型经济崇拜”与“内源型经济歧视”，要注意我省经济的“拉美化”倾向。 外源型经济帮助我省轻易跨过了工业化初期的第一道门槛，初步解决了原始积累的难题，但是，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这种过度依赖外源型经济的做法开始逐渐暴露出它的弊端，集中体现在我省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缺乏上。 谁解决内源型经济发展有水平，谁就比别人更有竞争力。 外源型企业是广东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源型企业也需要逐步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但是，我们无法完全依靠外源型企业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推动全省的工业化进程，推动的主要力量只能来自内源型企业，来自广东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对他人有任何幻想。 ———摘自广东省社科院《2004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 外源型经济的功与过 吴焰：不久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对公众发布了《2004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报告中颇引人注目、也是引起议论的一点是：对广东外源型经济进行了深刻反思。作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该报告的主要研究者和执笔人的丁力先生，请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在研究广东综合竞争力过程中把靶子对准了“外源型经济”？ 丁力：声明一下，外源型、内源型这些概念，并非我们发明。我们也不是为吸引眼球而把“外源型经济”作为靶子来批，而是在研究、评估、分析广东竞争力现状及发展后劲中，越来越发现：许多表象后面的深层原因，都与外源型经济的发展有关。可能过去人们更多地只是看到它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忽视了负面效应。特别是，随着广东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样一个发展转折点的到来，外源型经济面临着巨大挑战。作为研究人员，我们有义务作出一些趋势预判。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指的外源型经济，是指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区域外部力量推动的经济体，与“外向型经济”不是一回事。 韩建清：实际上，这已是丁力课题组连续第3年对广东竞争力进行“体检”了。对外源型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他们前两次报告中也提及过，但本年度报告分析得更详细，观点也更为激烈。当然，引起的议论也更多。 吴焰：都有些什么议论？ 韩建清：有一个细节。那天，报告对外发布的新闻会上，课题组在分析外源型经济的潜在风险时，省社科院领导同时不停地多次解释：外源型经济对广东的发展功不可没，不能抹杀外源型经济在广东发展中的作用。 丁力：这也难怪，外源型经济是广东的命根子呗。我也有一个细节可以透露：2004版报告完成后，我们曾担心话题敏感不宜公开，向省里主要领导请示，结果报告递上去第二天，省领导就批示同意全部公开。 韩建清：其实，对外源型经济的反思，广东这几年也都有。丁力他们课题组的观点，尽管大家认为有点“极端”，但还可以大体接受。因为，大家对发展外源型经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都有各个侧面的理解，而像丁力他们这样认真研究、条分缕析地深入剖析的不多。 吴焰：我听说，丁先生因此被一些人评价为“不把外源型经济批到头就绝不罢休”？ 丁力：别冤枉我。我跟外源型经济可没仇。我们课题组的共同观点是：外源型经济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重要力量，在广东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变中，在全省工业化进程中，外源型经济功不可没。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外源型经济，而是如何发展，如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外源型经济的升级换代。 经济全球化不是利益全球化 吴焰：此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外源型经济不仅解决了一些地区投资的问题，更给当地带来了就业、税收甚至理念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外源型经济更被视作理所当然，许多地方还把招商引资作为当地一项最重要的法宝。 丁力：确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出外源型与内源型经济的划分，容易受到理论上的质疑甚至实践上的否定。其实，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利益全球化，而是竞争全球化与资源配置全球化。所谓双赢，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客观必然性。认识不到这一点，以“不图所有但图所在”的天真想法去指导实践，我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吴焰：你是在否定“不图所有但图所在”的思路？ 丁力：我是说很难做到。事实上，哪一个地方政府到头来不还是要计较企业的“你们、我们、他们”之分吗？ 韩建清：是的。上海纵使有那么多跨国公司落户，不也是心急如焚地呼唤“回来吧，上海本地名牌产品”？ 丁力：所以，要特别警惕“外源型经济崇拜”与“内源型经济歧视”现象。广东经济也要谨防“拉美化”倾向。 吴焰：广东出现“拉美现象”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丁力：难说。拉美现象的本质是以牺牲本国经济与资源控制权来实现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与拉美现象不同的是，广东外源型经济在政府主导下直接进入了出口导向阶段，几乎没有进口替代阶段的技术溢出效应，因而推进本地工业化进程的力量更弱。 如果从GDP与GNP的角度看，可能更容易理解。前者突出在哪里创造财富，后者强调由谁创造并拥有财富。而从这两个指标看，近年来广东GDP经济增长较快，总量较大，但是从GNP来看，在2003年广东生产总值中有2300个亿的财富属于非本地居民，这部分近几年一直占着全省GDP的20%左右。 小心外源型经济陷阱 吴焰：丁先生说到了广东外源型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风险，这种影响和风险到底有多大，以至于你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警告？是已经发生了，还是潜伏的？ 丁力：外源型经济造成了广东区域经济面局上目前独特的、又是令人不安的“二层结构”特点。即：以本土的内源型经济为基础，上面覆盖着一层外源型经济。由于这两种经济在资金、技术与市场上的割裂，很难相互交融与渗透。全省外源型经济主要集中在以香港为物流中心的珠三角地区，该地区外源型经济2003年占全省90%以上，其它地区由于距离较远，接受外源型经济覆盖的机会很少，经济水平落差很大，由此造成珠三角与周边地区特有的经济断层现象。 外源型经济还造成了目前广东突出的外来劳动力众多与本地“二世祖”(指有钱有闲但不就业的当地人)现象的矛盾与管理难题；而现阶段大多数外源型企业，不管你怎么理解，再怎么强调环保，必须承认，它还是他国、他地不适合于本国本地发展的、技术含量较低、对环境有破坏、追求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的企业，几乎可以肯定，环境、资源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韩建清：这些影响已经出现了。 丁力：我们经过一系列分析评估后认为：如果还是像过去一样，继续过分依赖还处于较低水平的外源型经济，很可能令广东今后面临的挑战更大。 吴焰：此话怎讲？ 丁力：以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为标志，广东正处在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中期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转折也给外源型经济提出了两个新挑战：一是动力不足，二是能力不足。 先看动力。由于广东现有的外源型经济市场主要在境外，在国际市场的低端部分，这部分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分工更加强化了这种需求，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演变成为今天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成为经济较发达国家需要的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主的生产制造业基地。这种分工带来了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 再看能力。在广东的外源型企业中，港澳台企业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企业中许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广东近年来外源型经济新的增长点，期待它们来弥补广东产业转移的空洞同样不现实，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选择不在广东，甚至也不在华南，而是上海、是长三角甚至我国的中部与西部地区，我们不可能再借助外源型经济完成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广东增长后劲乏力 吴焰：丁力先生，你们又是根据什么作出“广东增长后劲乏力”的判断？ 丁力：我们以1996年作为基数，发现：广东经济增长累计落后于浙江30个百分点，落后于江苏与山东20个百分点，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广东经济虽然也在增长，但增长后劲不如别人。尤其是1999年以后，全国经济增长重新加速，增长后劲重新趋强，其中以浙江的后劲增强最快，其次为山东与江苏，广东的增长后劲虽然高于全国，但与浙江、山东与江苏等沿海省市比较，差距不小，并且伴随着某种不稳定性。 吴焰：你们甚至预言：2005年广东就会被山东赶超？ 丁力：形势的确不容乐观。 韩建清：有意思的是，尽管山东就紧随广东其后，但广东人似乎更看中的是来自江苏、浙江的压力。我想，其中原因可能是：虽然两省都是GDP跨过1万亿元的省份，但广东人引以为荣的是，广东税收是山东的1倍多，因此山东“不足为广东惧”。 吴焰：后劲增长乏力，是什么原因呢？ 丁力：原因很多，我们的分析是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效益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展开的。 吴焰：但我注意到，你们的报告最后还是要把“乏力”的板子特别打在外源型经济上。 丁力：这是因为，在结构分析中，很多因果、直接或间接影响中，都程度不同地与外源型经济有关联。 比如，广东经济增长后劲的主要力量来自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与制造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外源型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广东现有的外源型企业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不仅低于江苏与山东，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加值率也低于30%的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外源型企业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 再如，由于加工贸易主要由外源型企业承担，实行的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区域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比较有限，特别是对全省增长后劲提升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等重要资源的积累，贡献不大。等等。 吴焰：这是外源型经济的硬伤？ 丁力：准确地说，它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工业化初期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 据有关研究披露，三资企业来中国大陆投资主要有两类动机：一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二是进军与占领国内市场，不同的战略采取的对策是完全不同的。 至少在广东，跨国公司与境外企业来此投资的主要动机大多来自第一类，这类动机造就了广东独特的外源型经济运行方式：在省内集聚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企业集中在以香港为物流中心的珠三角，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成为主要对外贸易方式，以土地、房屋租赁为主的经济服务化代替了工业化，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的溢出效应比较有限，等等。由于这种经济运行方式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与带动作用有限，跨国公司与境外企业很难将与第二类动机有关的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区域总部等重要职能落户广东，广东将沿着强大外源型经济发展惯性，继续成为跨国公司与境外企业总部利用比较优势进行生产的世界制造业基地。 羊？狼？虎？ 吴焰：根据你们的研究成果，如何化解或者是规避外源型经济的风险？ 丁力：建议有四。第一招，加快广东外源型经济升级换代的步伐。 吴焰：你前面已提醒说，外源型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很大难度，大家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丁力：是，但这不等于说广东的外源型经济就无所作为。比如，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像对有较高增加值率的外源型企业进行减免税甚至必要的生产补贴———引导和要求外源型企业走上技术创新道路。 韩建清：从以往的实践看，这个空间还是有的。 丁力：第二招，是开放国内市场，改变目前全省外源型企业重心在外的基本格局，让这些实质更像是一个生产车间的“无根企业”，通过进入国内市场，成为“扎根企业”，从而实现外源型企业内源化。而不是十面埋伏的“二层结构”。 吴焰：第三招呢？ 丁力：就是要克服内源型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效”，加快内源型经济发展的步伐。 韩建清：我在采访中有个很深的体会：广东人最看好浙江发展内源型经济的经验。不过，也不会完全走浙江的路子。广东省经贸委的一份年终报告曾说，内源型经济需要调整之处，恰恰也是最能吸引外资之处。结合起来，吸引外资将更有针对性、更具成效，本地经济就能更快发展。这可能就是广东发展内源型经济的独特之处吧。 丁力：借鉴不是照搬。事实上，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经典的温州模式近年来也受到了挑战。我们有理由对包括温州模式在内的浙江经济的增长后劲提出质疑，但不能因此而轻易否定温州模式。特别是，他们的市场扩张与占有能力令人钦佩，也是广东内源型企业最为欠缺的。这也是我们建议的第四招。我这儿有一比：如果把广东坐商比作是被圈养的“羊”，浙江商人便是放养的“狼”，羊是打不过狼的。当然，倘若浙江的民营企业能与上海的技术创新能力无缝结合，那便是一只百兽之王———“虎”了。 吴焰：去年我与丁力先生也曾有过一次“对话”，见报文章标题就是：《珠三角境遇提醒长三角：力避“外源型依赖”》。 丁力：对。我现在还要更强调这一点。作为国内外源型经济历史最长、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广东面临的难题，值得长三角地区尤其是外源型经济同样发达的江苏认真吸取，以便规避风险。 内源型经济就没问题吗？ 对浙江内源型经济的一种分析 □本报记者 吴焰 ●对内源型经济的风险意识也应增强 ●无论外源型经济还是内源型经济，当前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当外源型经济的隐忧成为学术界争论不已的“明忧”时，作为与外源型经济相对的内源型经济最经典代表———浙江，由此被不同人、不同地方一次次提起，并大获推崇。 那么，内源型经济是否真的一定优于外源型经济？浙江人又有哪些体会和“发现”？记者为此采访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葛立成。 浙江也在反思“内源型经济” 获知记者来意，葛立成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也在对浙江经济积极反思呢。” 葛立成分析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其非常明显的长处，但反过来说，与广东、江苏等地的长处比，也有自身的短处，有“虚”的一面，也应当增强其风险意识。 浙江总体上是“内源型”的增长方式，活力很强，但滚雪球式的发展，也影响了产业层次、产品档次、产品技术含量，企业规模小，还没有多少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主市场，竞争力不够强。 对外开放的程度不够，开放水平与沿海诸省市相比低很多，利用外资是一条“短腿”。而说到底，内源型经济还相对封闭。 在他看来，目前浙江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还处于粗放型水平。他们就增量资本产出率作过大致匡算，全国平均水平是每投入5.1美元，能产出1美元GDP；而浙江的投入产出比是3.6∶1，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则可以高达1.2-1.5∶1。浙江虽然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处于粗放型水平。 葛立成特别强调：广东、江苏的外源型经济也有值得浙江学习、借鉴的地方。对照广东、对照全球化趋势，就会对浙江引以为豪的块状经济引起思考：为什么我们只是津津乐道于“一乡一镇”的“那一小块”，而不是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更大范围内去思考如何配置资源、组合要素，做大做强？ 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在葛立成看来，无论是对外源型经济的反思，还是对内源型经济的剖析，其实质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没必要去讨论究竟是外源型经济更优还是内源型经济更先进，因为每种模式、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生长环境、资源土壤，各地选择何种模式，也会受各自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体制环境影响。就像浙江，即使想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也不可能拥有广东那样的有利条件。” 葛立成更关注的是：无论是外源型经济还是内源型经济，两者现在皆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共同难题：如何让粗放式外源型经济或粗放式内源型经济尽快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学术界就意识到了这种隐忧，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过成效甚微。“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其规律性。当时，企业还没有那样的紧迫感，资源还能支撑起经济发展。”现在，随着浙江经济遭遇了“严重的成长烦恼”，资源要素供给矛盾严重激化，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提高资源利用率，突破发展瓶颈，浙江内生型经济带来的前期优势也将消失。 三条举措与两个资源 那么，浙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 葛立成提出：实施三条举措，利用好两个资源。 三条举措是：一、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以前那种重投资轻效益、重速度轻结构、重数量轻质效、重增长轻环境的理念，必须作一些调整和改变；二、进一步发挥价格体制作用，让价格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像土地优惠政策，实质上扭曲了土地价格与土地稀缺程度的信号；三、加快发展服务业，要把发展服务业的问题提到与发展先进制造业相同的位置上去。 两个资源，即指国内国外资源。“完整地说，还要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不过，因为浙江过去在利用市场方面颇有心得，效果不错，而在资源利用上比较忽视，因此有必要对此重点强调。” 葛立成特别指出，浙江在资源供给上目前亟需两个突破：一是增加资源的供给量———这是“硬突破”；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此乃“软突破”。他说，现在看来，企业“走出去”，不仅要抢占市场，更需考虑如何利用他人的资源。他指出，眼下，浙江一些企业开始行动起来，如绍兴轻纺就办到新疆，直接利用当地的棉花资源；温州人纷纷到山西去买小煤矿。应该说，这些都是在利用两个市场的同时，对资源利用的积极探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一种启发。 相关专题：长三角专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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