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哪一样害了阎世铎

　　中国足球糟糕的成绩，一直在“门外”徘徊的家长作风，足协“身穿黄马褂”的搞笑“市场化”……究竟是哪一样害 了阎世铎？

　　撰稿／严益唯

　　2005年2月17日，阎世铎下课了，这天距离2005年中超联赛的开幕只有16天。

　　走过了五年曲折路程之后，这位中国足协“掌门人”显然已经无力支撑下去。除了他一手打造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外，阎世铎还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数不清的教训。

　　成绩才是硬道理

　　镜头闪回那个该死的“中港之战”和“7：0”。

　　2004年11月17日，中国足协几乎倾巢而出，南下广州。这天晚上，阿里汉率领的中国足球队与中国香港足球 队在天河体育场的比赛，将决定中国队是否能在200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小组赛中出线。

　　广州云集了数以百计的足球记者，等待着中国足球“毕其功于一役”。

　　比赛前，笔者接到了不少非国家队球员的电话，询问中国队的备战情况。一位前国脚在电话里不无担心地念叨：“今 晚如果出不了线，我们可能明年就要下岗了。联赛没人看了！”

　　这场比赛对于已经气息奄奄的中国足球来说，可谓性命攸关。而在足协南下督战的官员中，并没有阎世铎的身影。

　　上任以来，阎世铎亲自观看过大连实德在东京进行的A3比赛，也远赴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沈祥福的国青队打气。但是 ，在更关键的“中港之战”，在广州，阎世铎却不见了。

　　在这节骨眼上，阎世铎选择留在了北京——他并没有闲着。

　　就在所有人猜测中国队应该赢中国香港队几个净胜球的时候，阎世铎出现在了公安部，正式提交了打击赌球的书面请 求。

　　伴随着2004年中超联赛的诞生，境外赌博公司的国内代理超常活跃，职业联赛中的赌球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阎 世铎密会司法界人士，他甚至准备成立专门的基金来支付打击赌球的经费。

　　作为中国足球的带头人，阎世铎此举作用非同一般。最近媒体上不断出现一些外围庄家被公安机关打击，2004年 末北京警方抓获的特大赌球网络，赌资流量一年近10亿，这显然与阎世铎的努力密不可分。

　　但是，阎世铎选择在“中港之战”前后去公安部，显然不是最好的时机。

　　离中港之战90分钟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几分钟，场上比分7：0，现场的足协官员大多以为中国队争取到了与科威特 打附加赛的资格。等到有人算清楚进球数还落后科威特一个，迅速通知场上队员时，比赛随即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中国足协对于当晚出现的这种局面，事前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比赛结束后，中国队的联络官蔚少辉坦 言：“全面输给了科威特人！”

　　实际上，阎世铎要是能比现场的一些中国足协官员对形势判断更清楚一些的话，他也绝对不会稳稳当当地在北京等消 息，更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去公安部做一件早就应该做，或者拖几天也无大碍的事情。

　　事实上，按照当时中国香港队的状态，中国队只要把各种困难想足一点，最后出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一旦中国队 出线了，阎世铎将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阎世铎不去广州，而去了公安部，他处心积虑想把中国足球搞好，但是他忘记了一点——职业足球里，成绩才是硬道 理。

　　其实，阎世铎去不去广州本身也不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如果把当晚足协现场指挥的混乱与阎世 铎当时的行程联系起来，人们不得不怀疑中国足协的决策能力和工作效率。

　　不管是前任留下的教训，还是自己在足协四年多的经验，足以让阎世铎明白“成绩决定一切”的道理。不幸的是他在 关键时刻却违背了这一原则。

　　同样道理，阎世铎的接任者谢亚龙一上任就面临着中国足球的千头万绪和千疮百孔，其实，关键任务还是三年后的世 界杯外围赛以及2008奥运代表队在家门口的表现。

　　一直在“门外”的掌门人

　　几个月前，阎世铎在得知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崔大林可能分管足球的消息后，据说他当时颇为激动地对周围人说：“我 不懂足球，老崔懂足球。这样搭档很好。”又据说，这句话引起了体育总局一些领导的不满。“他不懂足球，他的上级懂足球 ，他还好意思说这样的搭档好？”有位领导被气得连连摇头。

　　在2003年的体育总局干部评议中，阎世铎的成绩很差，但阎世铎的人品在中国足协内部还是有口皆碑的。

　　他的业绩差，当然是因为中国足球的糟糕表现，阎世铎作为“掌门人”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他总 把自己当作“门外汉”，甚至还想以这样的身份把中国足球搞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离开的时候，中国足协几乎所 有的副主席都没有伸手拉他一把，当初与阎世铎一起缔造中超的元老级官员郎效农更是公开“与他为敌”。

　　在北京龙潭路丙3号的中国足协办公楼里，阎世铎一直因为他不懂足球而不被认可。更可怕的是，在中国足球圈内， 阎世铎是一个很虚无的名字。一个月前，《体坛周报》在圈内做了一次关于阎世铎的调查。不少中超球员在谈到对阎世铎的印 象的时候，回答都是“不清楚这个人”，“就名字比较熟悉”，诸如此类。

　　天津泰达的一位球员在比较阎世铎和王俊生时，话语很朴实：“以前我们在海埂集训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王俊生， 他还经常和我们聊聊天。阎世铎上任后，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他说一句话。集训的时候也几乎见不到他了。”

　　曾入选沈祥福率领的国奥队的一名队员说，阎世铎让他记住的，就是2003年9月在昆明拓东体育场球队更衣室里 对他们“莫名其妙的辱骂”：“他当时说的话很难听，几天后我们到北京转机去叙利亚时，他又给我们道歉。其实都没有必要 。我就感觉他和我们不是一类人，他的话可能也不错，但是我们真的很难接受。”(当时国奥队2比0战胜叙利亚队，但国内 舆论一致评价赢得难看。)

　　2004年3月，国奥队客场输给韩国队后回到武汉，阎世铎在训练场旁对球迷潸然泪下，虽然当时让一些球迷心动 。但是这一举动，却让一些足协内部人士和球员难以接受。有球员和我说：“我们当时知道他哭都傻了，当时我们还有希望， 他应该给我们信心。那时候，即便哭也不应该让我们知道。”

　　很多媒体同行可能到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自己与王俊生的握手，那是一双很无力的大手——这位守门员出身的中国职 业足球的缔造者，在一次去海埂基地的路上出车祸落下了病。

　　但是，可能很少有记者能清晰地记得与阎世铎的握手。就像那位泰达球员说的，当时在海埂基地，记者很容易能找到 机会与王俊生聊天。但是，记者们却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与阎世铎对话。

　　阎世铎第一次在圈内公开亮相，是2000年的海埂，当时他头戴一顶运动帽，身着红色的国家队队服，出现在国家 队的红塔基地训练场。他谢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理由是“一个门外汉，需要调研，要少说多做”。

　　可惜，五年后在他离开中国足协的时候，他还不能说自己是中国足球的“门内汉”。

　　谢亚龙与阎世铎的经历有些相仿，他们都不是足球圈内人士。幸运的是，这并不是决定他将来是不是“门内汉”的必 要因素。

　　阎世铎的遭遇足以提醒他的继任者，不以圈内人接受的方式行事，不能与这个圈子融为一体，即便过去很出色，最终 很可能墙倒众人推。王俊生虽然也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告别龙潭路的，但是他至少没有在离去的时候众叛亲离。

　　足协放权是必然

　　阎世铎离任前一个多月，他提出了联赛南北分区的改革方案。当时，接受我采访的上海申花一球员说，阎主席的很多 政策就像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他也不管对不对，就准备推行”。

　　也许是想“最后一搏”，阎世铎将这一个人的创举拿到了足协常委会上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却是犯了众怒，以郎效 农为首的足协官员群起而攻之，阎世铎最后的“复兴计划”被迫难产。

　　在得知阎世铎倡导的这一新赛制被足协内部推翻后，这位申花球员心有余悸地说：“阎世铎最好还是马上下课吧，否 则他又要想出什么怪东西，害人不浅。”

　　阎世铎的“南北分区”想法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就像他的很多政策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但是作为“ 门外汉”的阎世铎，显然对足球圈内的复杂性不甚了解，所以他也不可能对未来的变化作出比较理性的判断，一旦出现问题后 他又很难用圈内行之有效的办法去解决，结果就是导致他经常遇到的吃力不讨好。

　　出现这种困境，最根本的是中国足协没有适当放权，阎世铎本人也放权不够。

　　“中国足协必须逐步释放一些权力，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作为中国足协五位技术委员之一的金志扬在展望中国足 协未来的改革时忧心忡忡地表示。在金志扬看来，两年前贾秀全竞聘国青队主帅时有二十位教练参加，是足协引入竞争机制， “适当放权”的表现。

　　“年初朱广沪竞聘国家队主教练虽然没有对手，但当时他是众望所归的人选，我们技术委员会也极力赞成。但是，足 协准备让德国人克劳琛执教2008奥运队，这个过程没有进行公开的竞聘，我们坚决反对。”金志扬认为足协如果继续大权 独揽搞大家长制，“将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足协的集权是历史惯性造成的，那么阎世铎的家长作风更加剧了这种惯性的存在。在他离任前一个月，他 还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表示，中超联赛的所有权归中国足协所有。

　　在去年10月开始的职业俱乐部改革风暴中，阎世铎在与徐明等改革派的周旋时体现的铁腕作风一度被总局领导赞赏 ，他的这番话显然与这一背景有关。但是阎世铎能够这么有底气说这番话，与他一贯的家长作风更是分不开的。

　　不管是中超联赛取代王俊生创立的甲A联赛、豪赌2002年世界杯出线，还是力排众议取消2005中超联赛的降 级，以及在任最后时刻抛出“南北分区”的新赛制。阎世铎在表现他果断作风的同时，也让众人感受到了他过于显露的锋芒— —过于急迫地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打上个人的烙印。

　　他的这种作风，直接导致了中国足协在他任期内帮派林立，他本人最终也对局势完全失控。“实际上阎世铎如果能够 在这些决策上多听取周围人的意见，把权力下放一些，即便出现一些问题，他也不至于这么快走人，不可能到最后所有问题他 一个人扛。”一位足协官员说。

　　有意思的是，阎世铎抛出“中超所有权”的言论引起圈内极大抵触时，他的继任者、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所长的 谢亚龙，在差不多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很有针对性的文章《孙悟空的产权归谁》。在文中，谢亚龙阐述了运动员的所有权应该归 运动员本身所有。

　　因为这篇文章，谢亚龙接替阎世铎给了圈内人一种新的希望。“我看过谢亚龙的那篇文章，很赞成他的观点。中国足 协只有把足球看成是所有从业人员共同的财富，很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科隆大学足球运动硕士吴金 贵说。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明在阎世铎离任前一天，在西归浦接受《体坛周报》采访时，表示将来中国足协的决策会更 多地听取“搞业务人的意见”。

　　中国足协已经开始组建中超公司来逐步取代集权时代的产物——福特宝公司。未来的中超公司也将由各俱乐部派员参 加，承担中国足球的经营。

　　有消息称，中国足协正在考虑放权给地方足协。虽然这一举措的可信性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从这些举动来看，与阎世 铎的家长作风共生的中国足协高度集权、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包括足协官员在内的圈内人士的严重关注。这已经让人看 到了希望。

　　“如果圈内所有人对中国职业联赛有一种归属感，大家都真正地爱护培育联赛，并真正从中受益。而不是在足协的指 挥棒下被动应付。中国足球诸如假球、赌球、青少年球员超龄等毒瘤才可能成为过街老鼠。有了健康的职业联赛，国家级球队 出成绩指日可待。”吴金贵说。

　　实际上，足协适当放权，让更多人更积极地参与推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在现在的国内足坛已经是众望所归。这 正是谢亚龙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大家对他的期望所在。(本文作者为《体坛周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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