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专刊：平潭人出国热反思

　　《长三角》专刊记者 汪晓东

　　福建平潭8位曾经在伊拉克被劫持的务工人员，至今仍在家中徘徊。据证实，他们的出境务工均通过非正常渠道。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他们，至今仍顽强地渴望着“出去”。

　　他们中间已有一人因有非法经营嫌疑被刑拘。“出去”(往往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已

是当地乡间公开的话题。

　　这8位平潭人对记者的到来心存疑虑，有的甚至闭门不纳。不过，对在长三角也许能找到工作的说法，他们却产生了一丝兴趣。

　　那么，作为开放前沿的长三角，能否在对外劳务输出方面也力擎大旗？

　　有学者指出：农民的转移，大致可分为就地转移、异地转移和跨国转移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到来是必然的。

　　“劫持恶梦”后的新生活

　　平潭在哪里

　　2月19日晚上6点多钟，夜色渐浓，记者抵达平潭。

　　如果没有此前发生的两起中国人在伊拉克遭劫持事件，大多数人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叫平潭的县。

　　下车买了一张平潭地图，终于对这个岛县地理有一定了解：平潭地处福建东部沿海，隶属福州市，距台湾仅126公里，是祖国大陆离台湾最近点。该县由126座岛屿和648座岩礁组成，全县约40万人口，大多居住在名为“海坛”的主岛上。

　　对记者而言，这个岛县最直观的感受是“偏”。其实，平潭距离福州市不过百余公里，但交通并不顺利。从机场出来，没有找到直接开平潭的汽车，于是只能先乘车到与平潭隔海相望的福清，再从福清转车，最后还得靠汽渡送上岛，辗转花了4个多小时。

　　有媒体说，40万平潭人中，大约有2万人在国外打工。平潭人远涉重洋的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的明洪武年间。在没有飞机、火车的年代，平潭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出海十分方便。但在交通发达的今天，偏居东海一隅的平潭为什么依然会有那么多人到万里之外陌生甚至危险的国度打工？国内已经有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在福建，也有厦门、泉州等用工需求很大的城市，他们为什么还是选择离开？

　　夜幕降临，寒气袭人，但平潭的街市上并不冷清，商铺、茶楼的生意似乎不错。一切都显得祥和宁静。而一个多月前，8名平潭人被劫持的消息传来，这个小岛曾深受震动。

　　记者为什么是“不受欢迎的人”

　　到敖东镇是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天气阴冷，风也很大。

　　在伊拉克被劫持的8个平潭人中，有6人住在敖东。

　　下了中巴车，迎上不少“摩的”，有人就问：“你是记者吧？”我点点头，这下，几位“摩的”司机的热情似乎大大减退，不吱声地走开了。有一位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小理发店，小声说：“那里面有一个。”

　　理发店正是周孙琳的伯父、周孙钦的父亲开的。周孙琳与周孙钦，便是遭劫持8人中的两位，都不到20岁。周孙琳之父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在记者表示愿意帮助时，他的话才多了一些，说两个孩子大年初四到福州搞装修去了，可能当天回来。

　　“当时他们是通过正常渠道出去的吗？”记者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是什么渠道呢？”他说不清楚。“出去花了多少钱？”这次，周父一脸尴尬，追问数次，记者仍未得到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出国打工呢？”周父的表情才生动起来：“不出去怎么办？人均耕地才两分，而且，大多是坡地，要是靠种地，我们肚子都填不饱。”

　　“但为什么非要出国不可呢？近有福州、泉州等，远有上海、苏州，或者广州、深圳，要打工，那些发达地方也可以去呀。”记者热心地介绍。

　　“那边不认识人，没有关系，怎么去呢？去了也很难找工作呀。”

　　周父的话，使记者想起一个情况，据说，每10个平潭人中就有1人是华侨。这样的关系遍及海外，周父的话或许可以理解。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你还愿意让孩子去国外吗？”

　　“只要有正常渠道，有比较好的国家，有什么不愿意的？有事情做总比呆在家里强啊！”

　　记者注意到屋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是你的孩子？”问周父，他点头。“我们农村比较保守，很多人认为孩子越多越有福气。”

　　黄昏，记者再到小理发店，周父已经不在店里，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屋里坐着，始终一言不发，气氛沉闷。在得到“两个孩子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回答后，记者离开了这间小屋。

　　或许由于风太大，门很快关上了。

　　“回来了就好了”，可是回来以后干什么？

　　采访魏武和林强比较顺利。除了他俩，其余的6人，记者在平潭都没有见到。

　　魏武家离敖东镇不到1公里，上午先去了一次———也是“摩的”司机带路，他哥哥和妹妹在家。哥哥魏文说，魏武到县城姑姑家去了，要下午才回来；妹妹则饶有兴趣地看着记者的名片，然后将其放进一堆名片中。“来我家的记者可多了，香港的、广州的、上海的、北京的。大年三十晚上，广州记者还在我们家吃的年夜饭呢。”

　　魏文是在校大学生，据他介绍，魏武初中毕业后到广州学了一年电子技术，后来进了一家工厂，一个月三四百元工资，还经常加班，干了不到一年就回来了。在家零星做过一些装修工。去年春天，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出去的。“走的前一天才打电话告诉我，我坚决反对，可终究没能阻止。”至于是通过什么渠道、花了多少钱出去的，魏文表示不知情。

　　魏武的母亲回来了，看上去有些憔悴，双眉紧锁。她似乎急切地想表达什么，但又不会说普通话。通过两个孩子翻译，记者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也想通过记者了解一下，魏武被县里收走的护照什么时候可以发还。年前，县劳动部门来慰问，答应给魏武物色一份工作，不知情况怎样了。

　　“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她不停地念叨着。

　　陈亲爱家就在镇上，据他的孩子说，他到县城喝酒去了。但直到记者离开平潭，陈亲爱一直没有露面，电话也不接。

　　见到林强是当天下午，他也住在镇上，与陈亲爱、周孙钦家相距很近。他情绪十分低落，对过去的事情，几乎一个字也不愿意提。“一场恶梦”，他这样总结。从伊拉克回来，镇上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人们也很少看到他的笑容。

　　他多次说到非法出境的危害，甚至还讲到有些人在偷渡船上被推下海的惨剧。他反复说：“那都是没有办法啊！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出去冒险。”

　　为了出国打工，林强背负了好几万元债务。他在镇上住了20多年，人称“阿强”。他原先一直在镇上卖农资，后来单位倒闭了，夫妻俩都下了岗。在他看来，在国内其他地方打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困境。尽管有不幸的遭遇，他还是认为，如果有正常渠道，出国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的他十分窘迫：没有工作，还欠人家很多钱，今后的路怎么走，他不知道。

　　“如果长三角有什么出国劳务信息，我和你联系。”听记者说了这句话，他情绪似乎好了一些，给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林雄是他的弟弟，大年初六到福州找工作去了。

　　“全国70%的隧道是平潭人打的”，平潭人信奉“爱拼才会赢”

　　平潭县外经贸局在县政府大院内。准确地说，外经贸局只保留了一个公章，该机构已经压缩为经贸局外经贸发展科。

　　科长陈岚很年轻，也很爽快。在谈及劳务输出时，他说，平潭县原来有3家正规劳务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对台渔工劳务输出，每年至少300人。2001年之后，由于政策原因，这项业务中断了，这3家公司陷入困境。目前，两家基本停止运转，还有一家也难以为继。

　　记者设法联系到其中的平潭县劳务公司负责人薛贤书，他目前因病在福州住院。他证实本公司确实“很长时间没活干了”。一边是“无生意要关门”，一边却是农民工纷纷外溢，原因何在？薛贤书认为，虽然在平潭获得正式资质的只有3家公司，但类似的劳务中介机构相当多，很难说他们是“非法的”，薛取了个名称叫“灰渠道”，但这些“灰渠道”手段更为灵活，手续也更为简便，因而能获得上一级经营公司的招工信息。

　　陈岚说，今年1月在伊拉克遭劫持的8个平潭人，包括去年4月在伊拉克遭绑架的7个平潭人，都是非正常渠道出去的。这些非法中介，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周边县市的。“因此，平潭有多少人在国外打工，我也说不清楚。”

　　“既然平潭人出去务工的欲望强烈，正规劳务公司生意应该不错呀？”

　　陈岚摇摇头说，他们的信息少，接到的单子也少，没有什么业务。“我希望对台渔工劳务能早日恢复。”

　　他还透露：全国70%的隧道是平潭人打的，至少有1000个平潭人在各地打隧道。“我们平潭人精神可贵啊，不怕吃苦，不怕危险，敢于冒险，相信爱拼才会赢。”

　　8名被劫持者中，还有两位往中楼乡。

　　乘中巴车到了中楼乡镇区，下起了小雨。乘一位“摩的”司机的车，赶到林斌的家。与邻居相比，他家的房子逊色很多。推开门，两三个孩子在玩耍。见到记者，他们连忙往外推，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说：“你走吧，我爸出去做工了，不在家。”

　　“摩的”司机却透露，林斌应该没有出远门，可能是到山上做农活了。他指着远处一些漂亮的小楼，不无羡慕：“你看，那些好房子，都是到国外做工，赚了钱回来建的。”

　　很快，我们又来到林忠家。林忠的母亲从里屋拿出一张平潭县公安局开的拘留通知书。原来，林忠因涉嫌非法经营，已于2月4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县看守所。

　　“抓了之后，一直就没有见到他。”林忠的母亲一脸愁容。林忠的妻子说：“说林忠是蛇头。他怎么可能是蛇头？仅仅是叫了前面村子一个同伴一起出去的。”记者问：“那么，林忠究竟有没有做过非法劳务中介呢？有没有收对方的钱呢？”林忠的妻子没有回答。

　　林忠14岁的儿子一直坐着听我们对话，不时作些补充。一个三四岁的小孩从里屋跑出来，来回推着板凳玩儿。

　　这是林忠的小儿子。为了他，林家面临另外一桩诉讼，有关部门要向林家征收2万多元的社会抚养费，法院也对此做出裁定。而林妻说，他们已经交过6000元的罚款，“怎么还要罚？”

　　一家人沉默，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向林家人告辞，林的妻子站在窗前没动。走了很远，林的母亲忽然向我快步走过来。走着走着，又放慢了脚步，好像在说什么，又好像自言自语。

　　车渐渐远去，我看到林的母亲久久站在雨中。

　　车窗外，有关计划生育的标语和打击偷私渡的标语间或出现，在细雨中依然清晰可辨……

　　平潭人给长三角出了什么题

　　截至记者发稿时，福建平潭8位曾在伊拉克被劫持的农民工基本都在家中，甚至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如果不是因为在伊拉克的遭遇，他们的生活，也许谁也不会了解。

　　面对记者，他们不愿提及梦魇般的过往。尽管还在担心如何偿还为出国欠下的债务，但这并没有打消他们对“出去”的憧憬：只要有正常的渠道，有更好的去处，我还是会去！

　　说这样的话时，他们似乎忘记了在异国他乡的种种痛楚，眼中透出希望。脸上还有些许稚气的魏武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那曾经担惊受怕的母亲看着他，轻轻摇摇头。

　　平潭这个海岛，已经出离了长三角的区域范围，但平潭人的命运，似乎又给长三角出了一些题。

　　题一：平潭人会来长三角打工吗？

　　眼下，在长三角打工的农民恐怕要以千万计。2月下旬，记者在苏州无意目睹了一场招工爆棚的场面。苏州工业园区正在开设企业招工专场，3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3000多个，那天下午，光进场人数就超过5000多，而且50%以上都是特地从外省市赶来的，远到山东、江西、河南、湖北、新疆等，几乎全国各地，“也怪了，就是少见福建人”。

　　为什么长三角对包括平潭在内的福建人形成不了吸引力呢？

　　大部分平潭受访者对此摇头。

　　理由很简单：没有老乡、没有“关系”，单枪匹马到那里，很难找到工作———听上去，在他们眼里，似乎在长三角找份工作比在伊拉克还难！

　　而且，在国内打工，一个月几百元钱，除去生活开支和差旅费，所剩无几，“不够刺激，吸引力不大”。

　　浙江省一位学者认为，可能有地域文化的原因，就好比温州，数十万人在全世界务工、经商。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形成了平潭人这样一种特定的心理取向。

　　这个分析得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公司经理亢越的认同。他认为，福建人有“海外闯荡”的历史沿袭和闯劲。确实，福建沿海一些地方就业机会不少，离家也不远，但也少见平潭人身影。

　　当然，还有一种看法。对长三角而言，缺口最大的劳动力并非一般劳务，而是熟练技工。像苏州工业园区，每年大约新招用工4万多名，但95%以上新员工均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中专生、职高生和技校生。整个长三角技工缺口高达70%以上，因此对应聘者素质、专业技能也有具体要求。这可能导致了相互之间“兴趣”不大。

　　题二：平潭人能借长三角之“船”出海吗？

　　如果说平潭等地农民出国务工挣大钱的冲动无法释怀，那么，怎样为他们提供一种正常的渠道就显得十分迫切。如果没有正常渠道让他们出去，各种“旁门左道”势必出现。事实上，我们在劳务输出方面的国际形象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这是中国劳力外溢过程中需要正视的普遍问题。

　　在平潭，3家正规劳务咨询公司生意冷清，濒临倒闭。一说是他们的国外劳务需求信息量少，一说是收费太高，老百姓望而却步。

　　那么，这样的正常渠道，长三角能够提供吗？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下属的国际经济合作分公司，是这个“正常渠道”里的品牌公司。公司经理吴永根给予了肯定答复。经他们之手到海外劳务输出的农民工，已有上千人，基本来自上海以外的地区。去年，他们通过合作伙伴在苏北地区建立的劳动力基地，组织到50多名农民到日本“研修”(日本把外来工的第一年称作“研修期”)农活5个月，当地农户满意，苏北农民工平均揣了2万元人民币净收入回了家，很鼓励了当地农民。日方今年又委托吴永根他们招140多名农民，眼下，报名者相当踊跃。

　　正规对外劳服公司在程序上相当规范，这也同时给人造成了费时、门槛高的印象。吴永根介绍说，以到日本务工为例，从接到客户委托招工订单到国内发布信息、到最终送上出国之路，往往要半年左右。对务工人员的要求，除了岗位技能，还必须提供担保人(往往由本村有正常收入的村干部担当)，经过中介方乃至日方的面试、体检、一定的心理测试，确定名单后，还要去当地办理“暂留资格认定书”。在等待中的3个月，劳服公司还组织培训，包括简单的日语、当地民俗、法规，以及签约事宜、外事要求等。

　　看上去麻烦，却是对出国务工人员权益进行了最大化保障。国外客户也是通过当地国家认可的一些社会团体、中介机构与国内正常渠道对接，并负责处理协调有关事宜和人员管理。通过这种渠道来招工的国外客户，会提供医疗、工伤在内的保障。我方往往会对工资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比如，日本提供的招工岗位，月薪必须确保不低于6万日元。

　　吴也承认，开展海外劳务输出工作“风险实在太大”。首先要选择好客户，使务工人员安心。否则，一旦出现务工人员“脱岗”，外服公司资质信用上就会出现“污点”，无人委托也难以招人。其二，务工人员在出国期间可能发生一些意外情况，如生病，都会增加不少外事交涉。所以，一些实力小、品牌弱的劳务输出公司，往往就会因承受不起而关门，最后“大浪淘沙”，留下那些规模大、信用强、服务好的品牌企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就在不少地方劳务输出大喊“生意难做”时，在上海，像吴永根所服务的公司还有10多家，在全国都有了一个“集聚效应”。

　　鉴于此，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有个设想：把长三角建设成为一个劳务输出的培训基地，从而可以起到“蓄水池”和“出水口”的作用，形成对内对外的“品牌”，既能由此提升劳务大军的整体海外形象，也有利于对劳务人员的权益的保障。

　　题三：在国际上建立如同“菲佣”一样的中国劳务品牌，长三角能走在前面吗？

　　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长三角人出国打工的欲望并不强烈。不过，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劳务输出的问题确实应该提上主要的议事日程。农民的转移，大致可分为就地转移、异地转移和跨国转移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异地转移阶段，下一步就是跨国转移了，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

　　既然劳务输出势所必然，而长三角又是中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的主要窗口和平台，把长三角变为一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基地，应是理想状况。宋林飞说，尽管一般劳务需求不大，但在一些国家，尤其是人口比较少的国家，有一定技能的劳务还是有需求的，“菲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从事的是家政行业，但不少“菲佣”是有大学学历和外语基础的。因此，中国要建立一支类似“菲佣”的正规务工队伍，长三角有条件。当然，宋认为，在提供劳务信息、技能培训等方面，政府可以大有作为。

　　此外，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他说，现在一些正规的劳务中介公司，收费高，服务差，手续又复杂。他认为，劳务市场应该更加公开透明，不要搞垄断，要引入竞争机制，放宽进入门槛，这样，可以把农民出去的成本降下来，走“黑路”的人就会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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