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沙遭遇资金瓶颈

　　做防沙、治沙工作，资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但采取怎样形式的投资才能让治沙的人们尝到甜头，这是人们应该思考 的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华北、西北地区，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92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杨忠信告诉记者：“19 95年陕西省榆林地区荒漠化普查表明，1960年至1995年，荒漠化增加47.2万公顷；原荒漠化县城只有7个，截 至1995年增加到13个。”

　　“民间治沙和国营治沙各有各的长处，但作为个人治沙，困难比较大。我今年58岁，治了30多年沙，如果你没看 到那片沙，你肯定不会感到吃惊。荒漠地区治沙的困难相当大，主要是资金少。”李玉芬说道。

　　荣誉背后的辛酸

　　采访中，李玉芬向记者展示了她始终珍藏着的荣誉证书、奖章以及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放大照片。自1989年起， 李玉芬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绿化标兵、治沙女杰等称号——可这些荣誉并没给她换来同等价格的治沙款 ，但有着很深“红色革命情结”的李玉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治沙。

　　“1992年冬天，我搬进狼皮梁子乡，93年开始治。20325亩沙荒地，国家给了我36万元，个人贷款15 0万元，借民间高利贷80万元，这还不算我的家产，前前后后一共投进去300多万元！”为了治沙，李玉芬变卖了全部家 产：30亩果树园、4头骡子、2头驴和一套位于灵武市区的房子……最后只剩下一辆手推车。

　　最苦的是2004年夏天，李玉芬和女儿马沂玫及小孙子一家靠吃腌渍的四缸苦菜度日。旁人笑话她说：“没想到劳 动模范就吃这个？国家给你的钱都哪去了”。

　　正在上学的小孙子因为营养不良，有一次昏倒在上学的路上，后被发现送回家，孩子醒来后对李玉芬说：“奶奶，我 不打液体，咱家没钱，你送我回学校，我没事！”

　　大女儿也因劝说母亲不成，一气之下三年没和李玉芬说话。

　　二女儿马沂玫受父亲临终前嘱托：离婚后再不许嫁人，照顾好母亲并把沙治好。那一年是1995年，马沂玫28岁 。

　　马沂玫始终牢记父亲临终前的遗言，离婚后再没嫁人。1996年她搬进了狼皮梁乡，一直在照顾伺侯着母亲。

　　政策滞后拖累“沙农”

　　治沙造林原本是国有林场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林业部落实了林业生产责任制，鼓励群众从国有林场承 包治沙，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于是，陕西省定边县、靖边县，宁夏灵武市、盐池县等毛乌素边缘地区， 涌现出了一大批民间治沙大户。但2002年1月，中国实施《防沙治沙法》，禁止砍伐生态林，这些县(市)也相继出台了 “砍一罚十”的具体办法。

　　“本来指望着树长成后能换钱，可谁成想咋个不让卖了嘛！”每提及此事，石光银都要哀叹半天。

　　1984年至1996年的12年间，石光银共向国家贷款380万元，民间借贷近200万元，最高利息2分。2 001年国家又按优惠政策贷给他1000万元，他冲抵了过去的国家贷款，又还清了高利贷，到现在还欠900多万。

　　“贷款咋个还清嘛，现在种树不挣钱，副业又刚刚跟上……”本来就满脸皱纹的石光银，一提资金的问题，更是愁眉 不展。他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他种的树才能兑换成钱？

　　林业部门给他的回复是：目前具体政策正在制定中，有许多问题还亟待完善。如公益林由谁来认定？生态补偿金用什 么方式、什么渠道支付？收购后如何经营、管理等。

　　治沙发不了财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背炭的”。这是形容治沙人的一句口头禅。“想靠治沙发财，难！”石光银对记者说。在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没有专项的治沙款，而是涵盖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款中，用于沙地治理的补偿款是每亩 50元。

　　“这点钱根本就不够。根据我们的计算，真正投入每亩地接近300元，这还仅仅是把树养活，而后期的管护费还没 算在内，如果再要让它产生出效益，那恐怕就得上千了。”白芨滩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兴东说。

　　“现在一批治沙大户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过去治沙造林没享受国家补贴，前期投入大，造成后期还款难。”盐池县 林业局局长王富伟摇了摇头说。“看看石光银、牛玉琴、白春兰，和已经堵也堵不住的债务窟窿你就明白了，资金是当下民间 治沙的发展大碍。

　　除此之外，由于思想观念滞后，信息、技术不畅通，造成许多民间治沙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有一段时间，不是 还出现了‘治沙致富’的新闻吗，结果怎样？”

　　“一大批农民盲目跟风儿，一次性承包下上万亩治理过的荒地，以为真能发财，可还不到两年就全都跑光了，结果治 理过的沙地因为没人管，又重新‘返荒’了！”宁夏农林科学院原研究员王北，是从事了40多年治沙研究的老专家，他对治 沙发财的说法始终予以否定。

　　治沙要走产业化

　　“在没有国家扶持投入的情况下，产业化治沙一亩地要投入2000元才能见到效益，粗线性治沙每亩虽然只需投入 100元，但只有社会效益，经济回报根本谈不上。”李玉芬说。生态效益显著，但经济效益还没有凸显，这也是许多民间治 沙公司的现状。

　　“现在治沙要走多种经营的路子，要想有后劲，就必须走产业化治沙这条路，否则国家投入很少，仅凭个人的力量终 究有限。治沙是个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的产业。”灵武县林业局副局长杜占军说。

　　王有德是推广产业化治沙的典型。早在1985年，时任白芨滩国有林场副场长的他，便出台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压缩非生产人员，取消一线工人的工资级别，实行绩效工资。从1993年开始，他还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四期合作项目，以 此拉动资金增长链条。

　　“以前种树是全民动员，老少齐上阵，结果是大家积极性低，只完成了任务量，至于树的存活率，根本不管不问。实 行产业化的最大好处就是由过去的‘要我种树’变成了‘我要种树’。每个人的任务量、植树的成活率都和工资挂勾，这就提 高了职工的积极性。”王兴东对记者道。

　　相比之下，石光银的治沙蓝图就描绘得更加精细：林地里大量的柠条等饲料林可以加工后给牛羊做饲料，牛羊产奶产 肉可以收入一笔钱，还有砖厂、苗木基地、纯净水厂，都是来钱的项目，这些副业收入正好可以用来“反哺”到每年的治沙上 。

　　“我治沙种树40多年，一开始也像李玉芬他们那样，承包块地，一心想把沙子治住。可后来想想，照这个速度治下 去，啥时候是个头？沙漠大得很咧！再说国家的补助很少，光靠自己借钱种树，根本行不通。”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就想着要走产业化治沙的路子，治沙要见效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用产生的效 益再去治理更多的荒漠，这样才能让整个沙漠变成绿洲！”石光银如是说。

　　中国治沙任重道远

　　“国家能不能帮我们一把？国家微不足道的一点扶持款，对我们而言就是一笔巨额资产。”接受记者采访时，李玉芬 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据石光银治沙公司办公室主任高学文介绍，国家用于治沙的款项是从2003年才开始划拨的，主要是退耕还林款， 以前下拨的治沙款也到不了真正治沙人的手里，一层层下来，到最后连钱的影子都见不到。

　　就连找政府贷款也需要层层审批，很繁琐，一笔贷款到最后拿到手，前前后后最快也要八九个月时间，如果急等着用 钱，只能去借高利贷。而据李玉芬透露，国家发放退耕还林款她连一分钱也没得到，相反狼皮子梁乡有十几户人家，最多的拿 到了20多万。

　　“树是种了，也都活了，但日后的管护咋办？这也需要钱哪！如果不进行很好的管护，那么治理过的沙漠就有‘返荒 ’的危险，可让治沙个人一味地投入，哪来钱？也不太公平嘛！”高学文说。

　　“在实践中，我们也深深感到，光靠地方政府的经济扶持是非常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针对这些对地 方生态发展做出贡献的治沙大户，国家政策上应该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对民间治沙立项也应该有所倾斜。”盐池县林业局局 长王富伟认为。

　　采访中盐池县的一位治沙农民对记者说：“几十年来，国家生态建设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国营林场和‘六大工程’ 里，而治沙造林的大户，多数都是在没拿到国家一分钱补助的情况下，照样造林治沙。他们贴的是自己的钱，干得却是生态建 设的公益事业，从这些年的实际效果来看，有的集体治沙效果还赶不上民间治沙。”

　　王北最后表示：“要想让沙漠得到长久的治理，真正实现人进沙退的大局面，就必须对治沙造林的贡献者给予基本补 偿，甚至是超过投入成本的补偿。只有让治沙者看到效益，完成最大最快的经济回报，作为承包主体的农民也才有治沙的动力 和社会责任，进而避免‘治荒-返荒-再治荒-再返荒’的历史周期性悲剧。”

　　眼下植树节就要到了，而每年的三四月份也正是这些治沙人最忙碌的时候。李玉芬说，她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种800 株沙柳，一天种10个小时，一个月不休息，而今年的目标是栽下15000株沙蒿。

　　不可否认，中国50年的治沙工作，在这些治沙人的默默奉献中已初见成效。但要想让沙漠变成真正的绿洲，还需要 千秋万代的积累，更要几代人共同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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