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能否数字化界定

　　李 琳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走上街头，有关“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令人浮想联翩：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名表、晚宴、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酒吧等等。所有新潮、时尚、享受、几近奢华的消费方式都被商家全力赋予“中产阶级”的印记。在当今中国，人们对于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中产阶级”也逐渐引起众人的兴趣。

　　日前，有消息指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年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虽然后来统计局公开表示未公布过相关数据，其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无法评价，但是，有关“中产阶级”衡量标准的话题却再次引起议论纷纷。

　　“中产阶级”的数字化定义

　　据相关人员解释，“6万元-50万元”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推导，也是用结果验证了的”。测算的起点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相应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

　　在我国，“中产阶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消息甫一传出，就让不少国人心中涌起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无限向往。因为有了明确的“分界线”，“中产”就不再是水中花、镜中月。

　　衡量标准不能“一刀切”

　　然而，对于以上这个“数字化”定义的“中产阶级”，更多的人表示了疑问。

　　在国际社会，中产阶级是一个没有统一标准的社会阶层。一般认为，关于中产阶级的流行定义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这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说明，在不同的国家里，中产阶级的变动性非常大。在美国，有人认为凡年收入在2.5万美元至10万美元之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在印度，凡年均税后收入700-3000美元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产阶级的定义决不能等同于“中等收入”，职业、权力、社会声望、教育程度等等也是衡量的重要标准。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就认为，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社会学者刘玉能也认为划分中产的标准并非惟一，可以以经济收入为标准，也可以以职业为标准，也可以综合起来考虑。

　　如此看来，中产阶级是不能“一刀切”的。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产阶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不仅仅是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经济收入、社会交往、消费方式，这些统统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标。如果过分关注收入，关注的中心实质会发生改变。

　　中产阶级不应“人为制造”

　　“数字化”界定中产阶级着实让不少人兴奋了一阵。可是，随即而来的“标准”大讨论提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对于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的中国来说，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如果中产阶级是“人为制造”的，那么，如此急切制定所谓“中产阶级标准”不但没有积极意义，而且还会引致诸如“社会平等”、“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激化。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提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形成足够大的中产阶层的五条标准：一，城市化率是否达到七成以上；二，“白领”社会劳动力是否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三，恩格尔系数是否平均降到了0.3以下；四，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并保持在0.25至0.30之间；五，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不久前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占总数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1.4%，而占总数10%的最高收入的富裕家庭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0%，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远超过了分配不公的国际警戒线，更遑论城乡居民可比收入差距达6倍以上。“占城市人口比例55%的中低收入和低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不及农民。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农民还艰难。”—这里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是一个金字塔式：1%的权力精英、4%的经济精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各级政府官员、高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中资外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等构成了12%的所谓“中产阶级”；广大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构成中国80%的平民阶层。而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一般都占到人口比例的50%以上。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美国的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80%以上。

　　相比之下，中国现实的“中产阶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所说，中国“中产阶级”目前不足就业人口的15%，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中产阶级”的提法让人感觉为时过早。毕竟，现在的中国还存在阻碍中产阶级扩大的制约条件。

　　中国需要更多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个美妙的词汇，它是人们对幸福的丰富想象的现实载体。毫无疑问，中国的未来是需要中产阶级出现的，这既符合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建立稳定社会的基础之一。

　　理性健康的社会在结构上应该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是很危险的，应该尽快改变。正如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凡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中占较大比重，而上层与下层所占比重较小的“橄榄型社会”，将会是一个既具有进取的潜力而又较少激进心态的社会；相反，中产阶级较少，上层与下层之间又充满对立与冲突的“哑铃型社会”则往往会成为激进革命的温床。

　　美国的中产多，占总人口的80%，这是它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人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38%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中国社会就稳定了。这样的说法或许有其道理，因为综观世界各国中产阶级，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这个让他们得到好处的秩序遭到破坏，乐意于维持现有的秩序。

　　如何让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现存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日渐凸现，使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面临巨大的压力。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中国社会上层的“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级，总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级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级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大声呼吁“让广大农民也有跻身中产阶级的机会”。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级”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级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级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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