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德嫡孙朱和平：中南海走出来的军事专家

　　-本报记者 刘辉

　　北京北郊的一个部队大院，没有挂牌，也没有门牌号。朱德元帅的嫡孙朱和平就在这个大院里工作，现任空军某研究所所长。

　　“哦，找我们首长啊，他在x号楼。”一位军人听说是来找朱和平的，热情地说。

　　朱和平的办公室大且整洁，墙上挂着军界领导人接见他的照片。爷爷朱德的照片被放在了书柜里，那是一次回四川老家时，花两块钱在老百姓手里买的。朱和平去年出了本回忆爷爷奶奶的书，至今年二月，该书已经第三次印刷了。

　　朱和平很健谈，提起爷爷和自己的往事，思维很快蔓延开来。

　　爬上毛主席家房顶

　　由于儿子朱琦很少在自己身边，及至1952年，朱德一直有一个遗憾：虽然已年近古稀，却并没有真正享受过天伦之乐。朱和平的降生给了他含饴弄孙的机会。

　　朱和平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和平谈判之际，朱老总为祈求和平，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小时候的朱和平跟爷爷奶奶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一家有十多个小孩，多是朱老总四川老家的亲戚。年纪略小的朱和平小学就读于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那是一所领导人子女比较集中的学校，这样的学校还有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和景山小学，很像当年的延安保育院。

　　朱和平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前三年都住校，每周六、日才能回到中南海永福堂。到了四年级，开始走读了，朱和平却无法带中南海外的同学进家玩。于是，大院内的孩子们便“见天儿地”在中南海折腾，不是打架就是爬房顶，有一次居然爬到了毛主席家的房顶上。

　　当时，朱和平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李坚爬上了中南海一片平房的房顶。因为觉得好玩，他们顺着房顶一路爬到了菊香书屋紫云轩，那里正是毛泽东在南海的住所。站在院子里的警卫员敏锐地发现了房顶上露出的两个小脑袋，大惊失色。看出是院子里的小孩后，才松了口气。等到朱和平回家后，中央警卫局的人马上找了过来，进行批评教育。

　　这已经不是警卫局第一次来人了。之前，朱和平的哥哥朱援朝曾在课堂上给薄熙成画如何到中南海西楼大院的地图，被老师当场没收。事后警卫局的人来到永福堂，“这是能随便画的吗？”

　　和主席疏远了

　　在中南海的时候，年少的朱和平老盼着周末。因为，每周末在中海与南海结合部的春咏斋会有舞会和电影，到时候不但热闹，还能看见毛主席。

　　“每次的节目总是等到毛主席来了才会开始，”提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朱和平感叹道，“确实有那种伟人的威严，感觉满堂生采。”主席的幽默也让朱和平印象深刻，“他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

　　但这些活动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被取消了。早在1953年的高岗事件之后，朱和平最直接的感受是：渐渐和毛主席疏远了。毛主席后来不再每逢周末参加舞会或者看电影了，而中南海内的游泳池，他也只是在没人的时候才会去。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职被撤销后，曾任总司令的朱德一下清闲了许多，从此很少过问军队的事情。

　　朱和平没有感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因为那时候领导层的斗争还只是在党内，没有扩展到社会上。而朱老总淡然的心态，对这些也没有太多在意。于是，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他以为只是讨论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属于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带上了小孙子朱和平。

　　但这次会上，由于朱德对大锅饭问题提出的质疑，还有彭德怀的“万言书”，让本已察觉出大锅饭问题的毛泽东从“纠左”转向了“反右”。正是毛泽东在会上对朱德的批评给了林彪在两个月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攻击朱德的“勇气”。

　　朱和平注意到了爷爷心情的变化，但只有6岁的他无法理解背后的原因。

　　两次参加大串联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同时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当时的林彪还不敢公开把矛头指向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是对准了朱德。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被提及，朱德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文革乍起，校园里的红卫兵们高呼“造反有理”，冲向社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朱和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也卷入其中。这所学校的干部子女也很多，比如邓小平之子邓质方，陈云之子陈方，谭震林之子谭小光，林枫之子林炎志等等。

　　当时的武汉地区相对“保守”，“造反不积极”，在一些同学的鼓动下，朱和平坐上了免费的火车南下武汉。“当时连家都没回，”朱和平说，上车就走，到了武汉后直奔省委大门前静坐示威。

　　造完湖北省委的反，回到家的朱和平把从武汉带回的各种小报拿给爷爷看。没想到，朱老总看后，不住地摇头，而且显得很生气。

　　“你去武汉干吗了？”

　　“造反啊。”

　　“造什么反？王任重、张体学这些同志我都了解，他们都是忠于党的好同志，算什么走资派！你们这些娃娃懂什么？你们知道他们的历史吗，知道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吗？”

　　听到爷爷的质问，朱和平沉默了。“当时就有点怀疑文革了。”朱和平说。但不久，他又参加了第二次大串联，不过这次他没干什么事儿。

　　因为看了《万水千山》等战争影片，又听说了很多红军的故事，朱和平对当年的红军非常崇拜。所以，在第二次大串联时，他沿着红军当年的线路重走了一遍。

　　“文革”革到了自己家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朱德的处境日渐艰难。他似乎感觉到这场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革过命的那些人的命”，而自己就是“革命”对象之一。

　　1967年的朱和平也渐渐觉得《毛主席语录》这本红皮小册子有点烫手了。早在之前批判彭罗陆杨时，他就对这场革命有些不理解。这些人跟爷爷的关系都很好，其中，陆定一的儿子取名陆德就是要感激朱德的养育之恩，而杨家原来是和朱、刘两家在一个食堂吃饭的。眼看着这些曾经熟悉、亲切的面孔突然间都变成了“臭狗屎”，这让朱和平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当年1月，在“全国夺权”的风暴中，造反派闯到了中南海西楼大院2号楼。当时朱德正在玉泉山休养，朱和平在奶奶的吩咐下躲进了屋里，听得造反派在门外质问奶奶，还有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滚出中南海！”

　　造反派离去后，朱和平发现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甚至地上也有用石灰刷的“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口号。第二天，得到消息的朱德赶回了中南海，看到那些大字报后，“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愤怒地说：‘除了朱德这两个字，剩下的简直是一派胡言’！”但这只是个开始。

　　虽然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军委的碰头会上明确表态“朱德还是要保的”，但这并没能阻止林彪、江青一伙对朱德一家的打击，康克清，还有朱琦夫妻先后遭到批斗。

　　1967年2月，朱和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几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迎面而来。车上站着的正是奶奶康克清，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书“走资派”三个大字。

　　“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朱和平在《永久的记忆》一书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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