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8月10日《新京报》消息： 2004年我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了“催债书”甚或“催命单”的社会新闻屡见不鲜，学费压力下的灰色新闻成了教育公平不能承受之痛、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痛。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供子女上大学越来越像一场浩大而无奈的博彩：赢了，可能是一个新世界；输了，就是一辈子的穷债。在就业形势严峻、农民收入增速不高的当下，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农民也想改变，但，“大学入场券”高高在上的门槛前，空有改变的决心是虚妄的。何以“35年收入换一张大学门票”？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好防线。“35年收入换一张大学门票”的背后是教育收费的“高空飞人”现状：漠视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差异、在大学贷款面窄量少等苍白的制度救济下，打着“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成本递增行业”的旗号，非理性地收费。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关于教育成本的误区，认为开支和高等教育质量成正相关——这往往是学校做大成本的理论诱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设计出合理的成本核算方法，把令全社会头疼的“教育乱收费”整饬进行到底，还给学生和家长收费的真正知情权；出台类似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般的可操作性“层次收费”办法，消弭收费起点上“一线”公平背后的不公正。
其次，在政府十分注重教育公平的时候，必须要为“人们接受教育的差距对应着经济收入的差距”的现象理性求解。在我们反思“医疗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失败后，我们可否有勇气反思曾经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之说——请注意，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法，勿庸讳言的是，在某些地方这就是教育的现实。于此，理清教育的本质属性怕是最最关键的。高等教育，也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范畴，这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其发展的最后归位。那么，大学教育在普遍性纳税人提供的财政贴补的当下，就不是一种“等价交换”关系或者“公共资源的恩赐”，而是理应体现作为纳税人之一的农民利益诉求的领域。“35年收入换一张大学门票”，这是无情掠夺还是温情关照呢？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一般在20%左右。我国目前人均GDP约7517元人民币，6000元的学费(含住宿费)就已占人均GDP的79.82%，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高校的高收费，彰显了投入不足成本过高的危象、暗含着地方截流管理不善等问题，在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现状下，不从根本着手、寻求体制解决，那么“35年收入换一张大学门票”的怪现象就会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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