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海南高考状元李洋因“移民”身份而梦断清华的事，曾一度成为媒体报道、评论的热点，15日，李洋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遭包括清华在内的内地高校抛弃的他，被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录取了，并获城大颁发合计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
不知因梦断清华遭遇过很大打击的李洋和他的父母，此时此刻心中是何种滋味；也不知道看到这条新闻后，规定李洋限报的海南省教育部门会怎么想；未曾破格录取李洋的清华会怎么想；这种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部门又会怎么想？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想到的是：这是对内地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一种无声的鞭策。
不拘一格降人才，录取了按内地规则不能上名校的人，并不折不扣地施之以状元的待遇———正是在这样一种鲜明的对比中，不同规则的优劣得以展现。
香港城大以录取李洋表达了他们对招生的价值判断：录不录取一个人，完全是按照自主的教育规则加以考虑。对于李洋，城大的评价简单得很，只会以教育的眼光看他的成绩和素质，不会考虑诸如“高考移民”之类的其他身份。无疑，这种招生体制是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体制，教育范畴内的评价标准就只能以教育的眼光，而不能掺和其他因素，政治的、经济的或行政的。
我们来看，为何李洋作为高考状元却被限报名校，为何清华想录取他却又没有走出这一步，甚至为何会出现“高考移民”这种中国独有的名词。这都与教育问题的复杂化有关：本身纯粹的教育问题，却被附上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把公平扭一下，为了那个经济目的再扭一下，结果教育问题就很难在纯粹的教育逻辑中理解了，教育公平也很难以纯粹教育的眼光审视了，价值评判标准很容易陷入了混乱。
这直接导致了教育的行政化：即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教育，而是受到来自各方面、各层次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考虑到本地区的利益，某地就可以随便出台政策左右招生录取，海南省的限报政策就是典型；比如，清华虽然想录取这位高考状元，但考虑到与地方的合作关系，不得不遵守一种潜规则，给海南方面以“面子”———不仅清华，其他名校也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李洋而得罪一个地方政府。如此，在内地的教育体制中，按纯粹教育标准能上名校的李洋，其前途就这样被种种非教育考虑“谋杀”了。
可能很多人会谈到规则的遵守，说李洋落榜是规则惩罚的结果，可这种规则是以教育的标准制订的吗？这样的追问可以延着海南省那条“限报”的霸王规则向前追溯。
很多网友在《海南移民高考状元被香港城大录取》这条新闻下留言，向李洋“重获新生”表示祝贺，我想，所以祝贺，因为这个结果符合他们“正义的感觉”———而一个符合公正正义感觉的教育体制，一定是纯粹按教育标准、而不附加其他考虑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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