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走进复旦大学校门近百步，你就会踏上一条横贯东西的“望道路”———以著名学者、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命名的校园大道。

　　思绪飞快地回闪。仿佛回到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看见了那个血气方刚，年仅18岁的陈望道，他在“一师风潮”中面对敌人的刺刀与步枪毫无怯色地高呼：“同学们，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看见了那个在早春寒冷的夜晚，坐在分水塘的一间柴屋里，披着大衣，

搓着手，跺着脚，呼着热气埋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书生陈望道，嘴角上还有因投入地译稿而错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而留下的痕迹。看见了那个敢于面对陈独秀，拍着桌子，指出他种种错误，然后拂袖而去的“红头火柴”陈望道。看到了那个为语言学、修辞学一生孜孜以求，在颠沛流离中仍不忘与王力、吕叔湘、叶圣陶交流语法、文法的学者陈望道。

　　神思越过千万里，忍不住想起了雕像立在海峡对面、玉山之巅的先贤。那位几次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义救复旦的侠士于右任先生。先生早在1906年就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一生为三民主义奔走呼号。办报、办学，乃至出任临时政府的交通次长、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及到后来的

　　我每读先生临终前所书《望大陆》一诗都不禁黯然伤神———“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伤的是先生那剪不去的乡思国愁，至死也未能得偿所愿。黯然的则是像先生这样一生戎马，家恨情仇都能置之度外的关中大汉，却至死都不忘海对岸的那个家、那个国，悲壮得令人心痛。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个世纪初期，多少仁人志士为探寻救国救民之路而上下求索。陈望道、于右任二位先生虽然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均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富强的理想奋斗终生。

　　陈望道之慈爱

　　先生年轻时有个外号叫“红头火柴”，谓一擦即亮的意思。当年在“浙一师”教书时，先生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作斗争，因而被列为“四大金刚”之首；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可见性格之刚烈。

　　然而先生也有充满关爱的一面。1955年贾植芳先生因胡风案被捕前，一天，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的夫人蔡葵先生对贾植芳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俩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予贾先生40块钱。这个数字现在来看称不上大数，然而在当时则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款项。贾先生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送钱给人家花无疑是善举，但真正办起来也不是即能心想事成的。知识分子谁肯折腰受“嗟来之食”？在关爱之上更需对人尊重。因此，自己必得屈一屈身：“请帮我们花一些”。

　　陈望道先生是个极其慈爱的人，特别对孩子和青年。蔡葵先生说，他一生几次跟邻居吵架，都是为了邻家打孩子，他去干预。真令人觉得有点无法想象。先生住在福明的时候，同住的人家有两个小女孩，好像是双胞胎，先生上下楼梯看到她们，总是笑着给她们让路。孩子太小，还不理会先生的慈爱，倒是在旁边的人看了很是感动。貌似青铜雕刻的先生，对待孩子和青年的心，常常跟糯米团子一样柔软。

　　先生一生四面楚歌、面对敌人迫害的时候是很多的，可是他却从不着急。1933年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演讲会，他是演讲人之一。那天他出门不带钥匙，准备不回家了。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对布满会场的特务，他却从容不迫，很“受得了”。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并当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2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复旦孝子”于右任

　　在老校友中，于右任素有“复旦孝子”之美称。因为他视复旦为娘家，在母校几次重大关头，他都利用自己的影响鼎力相助。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05年，由于法国天主教会试图控制震旦学院，学生愤而集体退学，推选于右任和叶仲裕、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叶藻庭七人为干事，协助马相伯先生复校。后来于右任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社会闭塞，困难百出，奔走半年，而筹备工作殊鲜成就。又因沈步洲赴欧、张轶欧渡美、王公侠赴比，分途完成其所学，朋侪星散，致实际负责者仅余叶仲裕及予二人。予与叶君原拟出国研习，乃以兴学之故，宁牺牲负笈国外之时机，而愿见此新学府之建立。尽力图谋，卒底于成。乙巳年开学，同学思及脱离震旦时之痛苦，予乃建议命名‘复旦’，个中涵意甚深。”

　　第二次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复旦公学校舍被占，来自原清政府方面的办学经费也就一下子没有着落，学校停办。1912年，各校筹备复课，复旦因校址无着，经费困难，束手无策。孙中山先生在听了于右任(时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拨给补助金一万元，然后在教育部立案。于右任并请求拨李公祠为复旦校舍，复旦方能重新开学。

　　第三次是1941年。抗战期间，复旦内迁，抵达重庆。在于右任等校友的支持下，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渝校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任校长。艰难的战时，复旦犹能在科研、教学等方面获得发展，实有于右任襄助之功。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制。曾在上海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民吁日报》。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常委、审计院院长，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立复旦公学，后时时关注复旦，曾三度援手救助复旦于危厄之中，有“复旦的孝子”之称。于右任精书法，尤擅草书，有《标准草书》一册行世，被誉为“当代草圣”。1964年病逝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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