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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逸事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4日14:09 新闻晨报

  校园的面积是有限的,而校园中人的精神却是无限的。下面我们就讲一讲一些“大人物”的小故事……

  校长与车夫

  张阿长是李登辉老校长的黄包车夫。

  1936年,29岁的阿长拉着半新不旧的黄包车在愚园路附近揽活,一位穿西装、戴眼镜的先生要了他的车。这位先生60多岁,讲着带闽南口音的国语,面目仁慈却透出一股威严。年轻的阿长只是小心翼翼地拉车。

  后来,阿长又在附近碰见过这位先生几次,他搞清楚先生姓李,是复旦大学的校长。李先生也从阿长嘴里知道了他的大致情况:7岁丧母,13岁时跟父亲从苏北来上海讨生活,住在曹家渡(当年有名的苏北帮聚居地),擦皮鞋、卖报纸、进工厂什么都干过。老婆难产死了,大人小孩都没保住……

  后来,阿长成了李先生家的男佣人。李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喜坐人力车。所以,在李先生为筹集复旦“复校”款项,卖掉他那辆老“福特”汽车之前,阿长就已经两年多没拉黄包车了。

  阿长的日常工作是帮李先生打杂。李家住在一所普通的弄堂房子内。先生的四个孩子早年先后夭折,夫人也早逝,承膝下之欢的只有两位从新加坡带回来的侄儿——贤治与贤政,阿长称他们为大少爷、小少爷。家中没有女佣,只有两位从孤儿院领来的女孩,大女孩教小女孩做家事。

  他最难忘的是在李家生过的一场大病。阿长身体一直很好,连感冒都很少得。那次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忽冷忽热,上吐下泻,眼圈都发青了。李先生发现后,要立即送他去

医院。穷人命贱,阿长不舍得花钱,他说小病吃点药挺过去就好了……但最后,他还是进了医院,钱是李先生出的。

  后来阿长又结了婚。1945年,抗战胜利,复旦在江湾复校。在老校长的推荐下,阿长离开了李家,到复旦做了一名校工,妻子则到校长章益家帮佣。他的五个孩子都在复旦长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孙子辈也都长大成人,成了彻彻底底的上海人。他们中有一个在飞利浦工作,还有一个在上海大众工作。

  60年之后,95岁的阿长又一次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已经不能说话。这年李贤治先生从加拿大回国探亲,当年的少年已是85岁的老人。李贤治先生握住他的手,俯身在他耳边叫了声:“老张,我们来看你了。”阿长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一颗浊泪顺着枯瘦的面颊滚落……

  “我爸爸总跟我们说,他那辆车能拉上李校长,这就是缘分。”在一个炎热的午后,阿长的女儿这样告诉我。

  坐校车的校长

  材料系顾昌鑫教授的家在徐家汇。从复旦校车开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早上7:00坐校车来校,傍晚17:00在物理楼前等校车回家,20多年如一日。

  “坐了这么多年的校车,您最难忘的是什么?”当我问这个问题时,顾老师回答:“是谢先生上车的身影。你知道谢先生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谢先生就是谢希德校长。

  “她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乘校车上下班的大学校长。”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公共交通系统不算完善。复旦地处偏僻的东北角,住市区的老师每天得先挤车到虹口的鲁迅公园,再在那里换车到复旦,晚上也要至少转两次车才能“回上海”。考虑到老师们的实际困难,学校开通了一班往返于学校与万体馆之间的校车。

  当时的校车是从北京买回来的“黄河”。车厢长度是普通车厢的两倍,中间还有个可以伸缩的雨篷。人们一般称它为“巨龙”,据说是上海当时最长的公共汽车。但在当时上海逼仄的街道上,这条“巨龙”显然无法腾飞,它束手束脚,满腔怨气。顾老师说,车内总是尘土飞扬。可就是这样一辆车,当年也只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和上第一节课的老师才可以乘坐。即便这样,车内也非常挤。一辆“巨龙”只有60多个座位,却往往塞上100多个老师。

  谢校长当时住在徐家汇万安路。为了赶7点的校车,她每天6点起床。当“巨龙”哐哐当当驶入这个站点时,车上的人会看见路边早就等候着一个老人,衣着得体、身形瘦小,但神采奕奕。据说谢校长有一次因实在太劳累,闹钟未能将她催醒,使她误了搭乘班车的时间。从此,为了避免误车,她硬是备了六只闹钟叫醒自己。

  车门打开,谢校长拖着不大方便的右腿上车,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这里是第二站,车上的人还不是很多。谢校长会亲切地和老师们打招呼。如果哪位老师有事和她商量,就会坐在她身旁的位置上。

  谢校长和老师们在车上都谈论什么?对此我很好奇。顾老师说事无巨细都谈,从实验室建设、课题建设到个人生活问题。谢校长自己也曾说:“乘坐复旦大学的‘巨龙’班车,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既可以提前处理一些公事,又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同志们交谈,倾听各种议论……”谢校长实际上是把校车当成了她的第三间办公室。这样她的办公时间从早晨7点就开始了。

  7:40左右,校车抵达学校。谢校长径直去她在物理楼二楼的办公室,先把校车上没处理完的事情办完,有时候还会叫上相关老师。之后再步行去校长办公室。当年很多学生都在校园内碰到过她。若干年后,还有校友懊悔,多少次看见谢校长肩挎背包,一瘸一拐地走过,背影渐渐消失在林阴道上,却始终不敢走上前去向她敬礼,喊她一声“谢校长,您好!”

  小链接

  复旦校车

  复旦校车分市区班车和校区校车。市区线在1980年开通。每早6点整从复旦发车,7点左右到达终点站万体馆,之后开始回程载客。几十年来虽有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往返复旦与徐家汇之间。20世纪80年代的“巨龙”车,一直用到1993年报废。这之后换为普通客车。2000年开始有空调车。市区班车最初只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和上第一节课的教师才能乘坐,采用办卡乘车制,现在已取消了这个规定,一律付费乘车。车费为2—3元,教职工每月车贴补助60元。2001年3月,复旦邯郸校区与枫林校区之间的校区校车开通。

  校长与煤球炉

  坐落在理科

图书馆和综合楼之间对面的那几栋灰色的二层小楼,原是复旦校机关的办公楼,党委和校长办公室都在里面。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苏步青校长的办公室就在第二栋二楼上。

  江南的冬季,寒冷潮湿。但那个时候,办公条件普遍很差,校长办公室也不例外。里面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只能靠生煤球炉取暖。为了保证8点苏校长上班时,能把办公室烧暖,数九寒天,生炉子的工友需早上6点多钟就来到办公室生炉子。麻烦的是,有时候,煤球质量不高,到8点上班时,办公室不仅没有烧暖,而且还烟雾弥漫。来到办公室的苏校长就与工友一起生炉子。

  校长让实验房

  “文革”后,知识分子们从工厂、从农村回到学校,回到熟悉的教室和实验室,重新拾起未完成的研究,力图把荒废了十年的时间夺回来。是时,物理系实验室用房普遍感到紧张。为促进工作的全面展开,1980年10月,全系来了一次房屋的“内部调整”。

  那时华中一校长还是物理系系主任,看到同志们科研热情空前高涨,他带头宣布:让出自己实验室的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朝南房间。领导顾全大局,群众纷纷仿效。就这样,调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坐三等船舱的校长

  1980年底,蔡祖泉副校长与三位同志出差大连。返沪时,按级别他完全可以坐二等舱,但他叫买票的同志,全部购三等舱船票。上船之后,轮船上一位管客运的干部认出蔡祖泉,便热情地为他安排了特等舱。蔡祖泉校长怎么也不肯去,连声说,还是和大家一起坐三等舱的好。在船上,他与大家一起排队买饭菜,一点也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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