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仁心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有一种病肆虐无忌，长江南北，哀声不断，悲歌四起：“东邻白发叹凄凉，西舍儿童失爹娘；

　　天荒地白空房闲，全村片片哭声嚷。”

　　就是这种叫作血吸虫病的传染病，一次次夺走了中国人的生命，瘟神肆虐，万户萧

疏。

　　当时上海的青浦县是全国10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县之一，有一个叫作任屯村的地方，在这场瘟疫中，几近死绝了户。一户鲁姓农民，从1947年至解放，2年间先后摆了13张灵台；全村有50多间房屋因无人居住而倒塌；田地因无人耕作而荒芜近半。躺在家里的，瘦骨嶙峋，却挺着个鼓鼓囊囊的大肚子，肚皮上面的丝丝经脉，无处哀诉。

　　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肆虐已久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批又一批的医务工作者投入到这场生死搏斗中来，与瘟神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血吸虫病已经不再是一种大病，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但是有些东西，却留在了岁月的沙地上，形成一个个永恒的印记，把我们带到那激流勇进的过去，带向每一个辉映着他们身影的时空，也带向无数个时刻待命的奉献者。

　　苏德隆拉开血防战役

　　1957年初夏，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流行病学重要奠基人苏德隆也在其中。毛主席知道苏德隆是血吸虫病防治专家，于是特地走到他面前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说：“不能。”毛主席又问：“五年呢？”苏德隆说：“也不能。”毛主席又问：“那七八年呢？”此时，旁边有人见毛主席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就杵了杵苏德隆，苏德隆说：“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后来，苏德隆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血吸虫病疫情现状，并当面向毛主席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五年消灭血吸虫病是难以实现的，尤其是在尚未彻底调查清楚血吸虫病情和钉螺的生态、血吸虫病的传播和发病机制前，短期“根治”更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听了苏德隆的话大为震惊，后来把《农业发展试行纲要》中的“五年”修改为“十年”。

　　苏教授为了兑现“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这一沉重诺言，终生扎进我国的血防事业，自此，由他领导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血防战役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苏德隆(1906-1985)，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外著名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家、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医学教育家，中共党员，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青浦灭螺记

　　口述/俞顺章

　　1958年初，苏德隆带领我们上海医学院20多位年轻人在青浦摆开战场：成立了“血防试验田”。我是苏老师的学生，也是主要参与者。青浦是血吸虫病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其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作为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比比皆是，当时在淀山湖边，用扫帚一扫，就是一畚箕。据专家统计，小小青浦患血吸虫病的病人和有钉螺的地域相当于整个日本国的血吸虫病流行面积。

　　我们把队伍开到朱家角，这里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村民沿河而居，在石驳岸中和水码头里隐藏着大量钉螺，甚至1平方市尺竟有600～700只钉螺。情况之严重，超乎想像！这么大面积，这么多钉螺，如何防治？条件艰苦，白手起家，要啥没啥，怎么办？！当时我们有点动摇，但畏缩不前不是年轻人的性格。在苏老师的带领下，毅然不屈不挠地干开了：灭螺，没药，不要紧，自己做，我们用砒霜加上石灰，配伍成砒酸钙，效果不错。但砒酸钙有毒，不小心沾到皮肤上后，不少人手脚发炎、溃烂，但灭螺工作始终没有停止。无数的水码头是灭螺重中之重，只能发动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重砌石岸与码头；我们也投入到撬水码头、搬运石块的“体力活”中，一天干下来，精疲力竭，不想说话。有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半年中，为新建水码头共用去水泥38吨，黄沙140吨，青砖10万块，石灰15000公斤，五氯酚钠5000公斤……更让人可敬的是，苏老师和我们年轻人一起风餐露宿，搬运石块，修垒河埠，并提出“毁其居，灭其族”的灭螺方针。

　　我们在青浦一住就是两三年。经过艰苦卓绝、难以想像的战役，在灭螺和消灭血吸虫病方面，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县人民欣喜若狂，家家户户敲锣打鼓“送瘟神”。

　　俞顺章，1932年生，流行病学专家，曾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常委、上海预防医学会主任委员。

　　蹲点颛桥的日子

　　口述/袁鸿昌

　　1958年夏，上海颛桥地区血吸虫肆虐，我们一行人在这里“蹲点”死守。在导师苏德隆指导下，我们发明了“竹帘隔”试验法：将粪缸用竹帘斜分为二，一边管粪，一边滤尿。目的是想通过这一装置，将疫区人口的粪尿分离，以观察人尿灭杀血吸虫卵的效果。

　　经实验和研究，我们发现：人尿中尿素分解生成之氨可以杀灭粪中血吸虫卵，氨浓度越高，与卵接触时间愈长，虫卵死亡率愈高；且氨杀灭血吸虫卵之作用不受温度影响。

　　这是一项难以想像、非常辛苦、非常“臭”的工作。为了防止粪便被苍蝇叮咬后生蛆影响实验效果，我们要将每个人的大便用桐油纸接住，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一个“特地准备好的”通风处摊开保存；每次实验需100多斤粪便。做实验时，粪尿之比是5：1，说实话，我们也恶心，也有厌恶，但事情总是要做下去的，没有这些实验，怎么可能有接下来的推断结论？那年暑假，天气很热，我们住在颛桥小学，一天夜里，台风竟将一棵大树吹倒，幸好，大树往北而倒，我们住西边，没有压到我们；如往西倒，后果不堪设想，至今还有些心悸。

　　袁鸿昌，1930年生，流行病学教授，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组副主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

　　八分钟的决定

　　文/秦剑兰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里氏8.9级

　　2004年12月30日上午10：52，中山医院医务处的电话铃声骤响，来电指示：根据卫生部即刻组建一支赴泰国救援队的指示，该处必须在11：00将中山3位出征队员名单上报复旦医管处。从接到命令到上报名单只有8分钟时间。

　　中午，处于待命状态的骨科医师邵运潮在食堂匆匆扒几口饭的当儿，接到医务处处长金亚萍来电，要求他下午3：30到枫林校区治道楼前集中，生活用品由医院准备，内衣裤可买一次性的。邵云潮回说家近，还是回家拿好。邵云潮这边挂了电话，那边赶快给爱人去电。爱人开始不相信，以为他开玩笑，才从英国回来一个月，怎么又要走，且不知去多久，又是去灾区。邵云潮说，谁让你老公是医生呢？

　　匆促的时间，又是如此不明朗的情况，电话中，普外科医师阴忆青的父母给了他坚定的支持，护师郑吉莉则怀着一丝忐忑、一丝牵挂，瞒着父母踏上了征途。

　　那短短的八分钟，他们都毅然作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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