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生命

　　这棵豆梨树被称为“复旦校园中最美的树”。

　　每到春日，淡蓝的天空下，红砖砌就的生物楼前，那满树雪白的花朵，不知令多少复旦学子微笑注目。

　　穿过那片梨花盛开的草地，就到了复旦大学生物楼。这座楼造于1956年，迄今已有

40余载历史。为鸣谢本校生物系校友林辉实先生与夫人周瑞华女士捐资装修翻新，特将该楼命名为“立人生物楼”。

　　我校生物系由心理系发展而来，早期人数不多，教员学生比竟然高达1：3。著名教授有李汝祺、蔡翘、蔡堡、唐钺等；1943年薛芬担任生物系主任，聘请了秉志、钱崇澍、张孟闻、曲仲湘、裴鉴、伍献文等前来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各地优秀大学又调入了十几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如王鸣岐、苏德明、童第周、谈家桢等，复旦一跃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生科人才培养基地；20世纪80年代，谈家桢接任院长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遗传学研究基地。

　　而今的生命科学院人才辈出，中科院院士2人，教授40人，博导35人，培养学术人才无数。追忆生物系80多年的历史，如一棵参天大树之茁然长成，蔚为壮观。

　　生物系的幼苗时期还要追溯到子彬院。

　　从立人生物楼向西行数百米，可以看到一幢淡灰色的小楼，四层，罗马风格，简约大方，其门庭风格颇有美国白宫的味道，故又有雅称“小白宫”。历史的流逝磨去了往日的鲜丽，却留下了岁月的沧桑。80年前，首任心理系主任郭任远苦于系里无房舍，向族叔、潮州巨商郭子彬募得五万元建造了此楼，命名为子彬院。见证了岁岁载载的事，培育了辈辈代代的人，而今的子彬院已另作数学楼，在复旦林立的建筑中，犹如一位长者，用历史的深厚召唤着复旦学子，微笑着看着他们往来的身影。

　　在梨花微影中，且让我们聆听往昔的故事。

　　郭任远：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健将

　　复旦的生物系创立于1923年,原来叫心理学院,隶属于理科。这是郭任远教授建议创立的。郭任远原系本校学生,1918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他反对心理学中的本能说,认为人类行为是后天获得的。他的论点,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重视，称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健将。郭回国后，应母校之聘，任心理学教授及复旦大学校长。

　　郭先生不畏学术权威，为了证明本能学说的有限性，他进行鸡胚胎研究，在蛋壳上开了一扇“天窗”，以观察胚胎的行为发展。他废寝忘食，最终发现胚胎的心脏跳动迫使停靠在心脏上的鸟头跳动。据此他认为这种强迫性的鸟头动作，即是啄食动作的胚胎期“练习”。这样一种发现，使得他一跃成为胚胎学界的一流学者，得到了生物学界的敬佩。

　　薛芬：实验下来的黄豆不能吃！

　　文/倪国坛

　　北碚期间，薛芬先生教授遗传学课程，并亲自指导实验。

　　有一次，实验的内容是测量黄豆粒的长度、宽度和厚度，以所测的毫米数为横坐标，以粒数为纵坐标分别画出曲线，就此来统计规律。

　　实验结束后，每个同学面前都会留下满满的一盘黄豆。有人就提出在实验室里把黄豆淘净，再用烧杯在本生灯上煮熟了带回宿舍去“补充营养”。战时，学校食堂的伙食非常差。

　　薛先生知道后，严肃地对大家说：“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是你们实验所得结果的根据，如果有人要核对结果，你们要拿它出来供复核用，所以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好。当然，你们现在只是训练方法，但保存好实验结果原始标本和资料的观念，必须明确。再说，实验室里的实验材料，不管是什么，一律不作他用，更不得食用，这是实验室的纪律，是衡量实验室作风和实验者操行的一个方面。”同学们心悦诚服，在以后的教学和科研中，碰到类似可食用的部分，一律按规则处理，从不用以“解馋”或“补充营养”。

　　为活跃学术研究、及时了解最新信息，凡有专家过境、来访，薛芬先生都邀请他们到系里来讲演或作座谈。一次有位薛先生的老朋友、研究甲状腺与物质代谢关系的专家路过北碚，薛先生便请他来演讲。那天，报告是在寒冰馆内作的，师生坐了满满一屋子。只见那位专家满脸通红，显然是午饭时喝多了酒，但他依然条理清晰、完整系统地做完了讲座。结束前，出乎听众意料，他突然指着自己通红的脸说，刚才讲的是正常代谢，现在我结合自己喝了酒，讲一讲酒在体内的代谢，作为异常代谢的例子。顿时全场活跃了起来，并响起了掌声。专家的现身说法，给该次讲演增加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掌声刚息，一向不苟言笑的薛先生也打趣地说：“今日专家在中午喝了几杯‘白干’(四川的一种高浓度酒)，成了他演讲的形象例子。早知这样，应该还请他多喝几杯，并多吃些别的菜肴，以便促使他为我们多讲点内容。”专家哈哈大笑着说：“你招待我吃顿中饭，酒、菜、饭够丰盛的啦，还请了陪客，要再多吃，岂不把你的口袋都掏空了？”从两位朋友间的诙谐对话，人们才得知，请专家到系讲学，招待费用都是薛先生自己负担的。

　　薛芬，早年留学英国，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43年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1946年创建海洋组并任主任，对我国海洋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解放后，在赴英国讲学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病故。

　　谈家桢：1948年的选择

　　在逸夫科技楼侧后方，有一幢楼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发现，但走近了，就会觉得它的实在。那就是复旦大学遗传学楼，一幢朴朴实实，灰白色的建筑，谈家桢先生的楼名题字却生龙活虎。走进大楼，静谧有序，各个实验室躲避着来自外面世界的喧嚣，但在白大褂和瓶瓶罐罐之间，偶尔会发出几声朗朗的笑声。这群探索DNA奥秘的人，在这里刷新着遗传学的辉煌。

　　谈先生的一生见证了中国遗传学的发展，也开创了复旦遗传学专业的历史。有人把他唤作是中国的摩尔根，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师承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更是由于他把科学信仰深深地植入自己的人生，呵护着、守望着，无怨无悔。

　　1948年，对谈先生来说，意义非同寻常。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瑞典召开，而前苏联国内却在进行着对遗传学的大肆破坏。主张染色体遗传理论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被宣布为“繁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并声称，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领域的反映”。不仅如此，前苏联还关闭了细胞遗传学实验室，销毁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和文献，开除逮捕了不愿放弃摩尔根遗传学学说的科学家。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教授甚至被迫害致死。

　　谈先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犹豫、徘徊。很多友人劝他留在美国：这里有你熟悉的师友，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一流的研究设备，留下吧。而且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全中国解放在即，每个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着何去何从。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无数次来回踱步，疑惑、忐忑、忧虑、挣扎，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来，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回国的旅程。

　　1948年的那次国际会议，只有谈家桢一个中国人参加。那时他就暗存这样一个愿望：总有一天要把国际遗传学会开到中国去！1993年，第17届大会在英国伯明翰召开，大会将投票选出下一届开会所在地。当时，澳大利亚的悉尼是北京的重要竞争对手。谈先生在大会上说：“上一届遗传学大会是在哪里开的？在印度新德里。这一届在哪里开？在英国伯明翰。如果下一届拿到澳大利亚悉尼开，人家会以为我们是在开英联邦国家的遗传学大会，而不是全世界的遗传学大会。”就这么几句话，四两拨千斤，第二天大家都把票投给了北京。

　　1998年，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这位中国生物学家1948年的梦终于圆了。

　　卢大儒：激活你的基因

　　卢大儒在复旦校园是一个著名人物，他指导学生连续三次蝉联“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头名，在校园中被人称为神奇的“米卢”。他本人更是一个学术成绩卓越的中青年学者，谈起他和学生的故事来，显得格外带劲。

　　他和学生半师半友，实验室的气氛轻松愉快，不管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都在这里享受着一份属于自己的实验创造机会。尤其是本科生，他们不仅仅是师兄师姐的帮手，更是独立的小探索者。

　　卢大儒回忆起几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候有个大二学生名叫李辉，他对手掌肤纹的遗传很感兴趣，跑来询问卢大儒是否可以帮助他，看着眼前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卢大儒回想起暑假云南遗传资源调查中的那个活跃的身影，于是当场帮他联系上了全国肤纹研究组组长张海国，并帮助他们见了面。张海国肯定了李辉的想法，并提了些意见，鼓励他把研究做下去。

　　卢大儒后来回忆说，老师也不是什么都懂，不能因为自己不熟悉就否定同学的努力，应该帮助他们一把，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鼓励学生搞科研。

　　当时的李辉还没有学过遗传学课程，并且他所触碰的是遗传学中比较有难度的领域，不和谐之音始终围绕着他：指纹研究碰不得啊，搞不好就变成算命占卦之流。然而学生的发现可能正是通向科学殿堂的一条小径，也有助于青年学子养成科学信仰。于是卢大儒一次次找李辉谈心，一步步把他的兴趣变为科研现实。最后李辉发现了“指间区纹镶嵌式—孟德尔遗传规律”，获得了挑战杯特等奖。

　　在卢大儒眼中，每个学生的发现都是星星点点的火花，老师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燃烧起来，借用生物学的词汇就是“激活你的基因”。而今李辉博士快毕业了，也将远赴耶鲁深造。但每每回忆起本科期间的这段经历，便充满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小链接

　　-挑战杯第六届李辉《指尖区纹的进化和遗传》一等奖

　　-挑战杯第七届林凌《上海越族后裔与台湾高山族的渊源》，特等奖

　　-挑战杯第八届杨宁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遗传学求证——汉族遗传结构初探》特等奖指导老师都是卢大儒。

　　相关专题：复旦大学百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