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斯楼翼护万民 记东一号楼与中山医院三号楼

　　文/邱兰芳

　　在上海徐汇区的车水马龙包围中有一片宁静的校园，进门处两座古色古香的楼宇，一派祥和从容，仿佛所有的喧嚣到了这里都凝固了、澄澈了——这是上海医学院的东一楼和中山医院的三号楼。

　　这两幢中西合璧的多层建筑处于同一条东西向轴线上，面北朝南，半个世纪的风雨丝毫没有改变其庄严大气。在这里，中式明黄色琉璃顶、红砖墙、压脊兽和西式庭院、喷水池相得益彰。校园绿地的北侧草坪上，可以看到上医的院训：严谨求实、团结创新。正中矗立的正是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的石像。先生立在那里和这两栋楼一样古朴安详。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医学院校和医院大多由外国教会把持，颜福庆先生决心要创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规模比较大的、设备比较齐全的医学院，也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医院。他在1931年联合各界，号召捐款，孔祥熙、史量才等知名人士带头，各界争先乐助，筹得一百多万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枫林桥的100亩土地。

　　1937年4月，“国立上海医学院”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典礼盛况空前，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政府要员、社会各界及医学界人士约千人参加了这次典礼。孔祥熙为典礼致了词，孔夫人宋蔼龄为中山医院揭幕剪彩。《申报》也在第二天对此作了报道。

　　作为中国人自筹资金建设的第一所西医院校和综合医院，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救死扶伤的场所，这两座楼的故事太多，太多。

　　科普名医杨秉辉

　　文/秦剑兰 邱兰芳

　　很多上海人都知道有个杨秉辉医生，因为21年来他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医学科普栏目，普及医学常识。一次，有个出差到上海的外地人正准备离沪，在十六铺码头候船时听到杨医生的节目，觉得自己的症状和杨医生说的癌症症状很像，立刻退了船票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癌，幸亏发现及时，手术非常顺利，术后，病人特地写了封感谢信到电台给杨医生。

　　肝癌专家杨秉辉的大众科普工作还要从20世纪70年代讲起。当时他到肝癌高发区江苏启东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做了大量的验血、验甲胎蛋白的工作，发现了很多早期肝癌病人。但是令杨秉辉深受震动的是，相当多病人不相信肝癌通过验血可以查出来，医生建议早期病人到医院手术，病人也不同意。他们认为肝癌就是睡得昏昏沉沉，眼珠黄黄，肚子胀水，他们不知道早期肝癌和平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症状。后来多数病人经过半年或一年就发病了，眼珠黄了，肚子也胀水了，可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从那时起，杨医生就觉得要把医学知识普及给老百姓——医学是为人服务的，医学研究再高深，群众不接受也没用。

　　当时，科普宣传条件较差，杨秉辉就向媒体投稿以及利用工厂的大广播等等来宣传。从1984年起，杨秉辉开始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医药顾问”节目主持人生涯了，中间从没断过。当时的节目是录播的，有次他要到英国三个月，走之前就录好3个月的节目。后来栏目名称改作“名医坐堂”，成了直播。

　　当时杨秉辉是中山医院院长，平时非常忙，但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他风雨无阻，到电台主持节目，解答听众的问题。

　　在电台工作之外，杨秉辉还写了六七百篇科普文章，所著和主编的科普书就达40多册。医学科普充其量只是杨医生的“副职”而已，而他却几十年如一日不求回报地坚持下来。问及是什么支持他走过这么多年时，杨医生只是平静地说：要服务于社会。

　　杨秉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第十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除了在电台普及医学知识之外，他还写了六七百篇科普文章，所著和主编的科普书籍达40多册。

　　颜福庆与上医的“公医”传统

　　文/邱兰芳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由国家统一控制的医疗网络体系，行医讲究的是“坐堂”，医家素来呈相当分散的个体分布状态。从“收生姥姥”的黄穗幌子到阴阳生的堂号，均可看出医疗相关的行事只要不触犯刑律明典,就属于相当自由的职业。千百年来，中国医界虽以“医者父母心”为号召，但为不为贫穷老百姓看病，收多少钱，还是要看医生个人是否宅心仁厚。总之，长期以来，医生都是一个相当个人化而且是“创收”颇丰的职业，所谓“公医”的观念在上世纪初并不为人所了解，私人医生对此更是难以接受。

　　上海医学院创始人，颜福庆先生1882年诞生在江湾一个贫寒的基督教牧师家庭里。他深感个体医疗方式对劳苦大众无济于事，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公医制”主张，提倡医生不开私人诊所，不计功利，到国家医院为民众服务，让人人皆享有医疗、卫生之权。

　　当时中山医院集聚了很多有志之士，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山医院原院长杨秉辉说：“中山医院不是贵族医院，从选址来说，当初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中国地界，你知道当时肇嘉浜以北是租界，肇嘉浜以南就是中国地界。选在这里，一方面因为是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服务民众。”

　　几十年来，上医的公医传统一脉相承。1991年，中山医院创建全科医学科，负责全市全科医师的培训，也就是“教人看病”。至今中山医院仍是全国唯一设立全科医学科的三级甲等医院。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服务民众的传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浴血抗战，校长颜福庆组织医疗救护队前去支援。

　　1952年，上医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很大成绩。抗美援朝期间，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组织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奔赴前线，还组织一个防疫检验队参加了反细菌战。参战人员200余人。

　　70年代中期，派医疗队赴肝癌高发地区组织防肝癌工作。

　　1998年，我国遭遇百年未遇特大洪灾，组建抗洪救灾医疗队奔赴灾区救援。

　　2003年，非典肆虐，各附属医院都战斗在抗非典第一线上。

　　2004年-2005年，各附属医院派出12名青年医学专家，奔赴印度洋海啸灾区参加医疗抢险工作。200余名医学研究生积极报名参加医疗救助预备队。

　　文革中的杏林行迹

　　整理采写/卞舒舒

　　1966年文革爆发。大学生下放劳动，所用非所学不说，深造的理想也化为泡影。动乱中，中央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上海支援大西南”决策一出，峰回路转，读书人又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1968年2月16日，为响应中央决策，上海医科大学十九位学生组成了一支医疗队，奔赴贵州山区。他们被派到剑河县的太拥，从此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

　　-背上的生死

　　对于山区医生来说，背送病人转移治疗是家常便饭。他们真正是“背负生死”的医者———有的人被他们背着走向新生，有的人则在途中死在了他们的背上。

　　医疗队驻扎在苗村时，遇到一位重度营养不良且患有肺炎的孩子。苗家有一个风俗：客死在外的人不得背回村寨安葬，只许就地掩埋。不知是否顾虑于风俗，父母眼见孩子病情日危却执意不肯将他送出村寨救治。经过医生们连番劝说，父母才于第二天同意送孩子出村，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南哨医院抢救。由医疗队的张永信医生陪同病患一家去医院。

　　路上，孩子的父母因焦急而身心俱乏，无力背孩子。张医生见状把药箱交给他们，自己背起孩子赶路。父母跟随其后。

　　清晨，高坡上气温低。孩子光着脚，冰冷冰冷的。张医生一边背着他，一边搓着他的光脚，用手心的温度去暖暖孩子的小脚。也许是天冷，也许是病重，孩子的脚依旧冰凉。张医生就脱下自己的袜子给他穿上。

　　在离医院四五里的途中，孩子死在了医生的背上。父母嚎啕大哭。按照苗族风俗，孩子的尸体只许就地掩埋。

　　张医生去寨子里借来锄头、柴刀，帮着父母挖坑洞、烧干草，在一片空地里葬了孩子。那双给孩子暖脚的袜子也一齐埋入了尘土。

　　以后，每当路过那片空地，张医生都不禁想起此事，感到悲痛、遗憾。

　　当然，更多的人是由医生背着走向新生的。

　　有一次，医疗队的张永信、沙战荣为了救治一个脑震荡的孩子，轮流背着她行走360里山路前往县城医院。天下雨，就撑起纸伞背孩子；渴了，就喝几口路边的泉水；热了，就往身上泼点河水。有了及时救治，那个孩子最终脱险。

　　-被颠覆的洁癖

　　贵州山区，号称“地无三尺平”。在不平的地面支起长短的柱子，房子就架在这些柱子上。墙板用的是上好杉木，只是上下都有缝隙；房顶用双层衫树皮平铺而成。医疗队平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晚上能听到太拥清水江奔腾的激响和山涧溪水的欢唱。意境优美，但声音却吵得人无法入睡。

　　南哨发生疫情的时候，医疗队就住在旧仓库里。

　　木房破烂不堪，灌风又漏水。下雨飘雪时，衫树皮盖的屋顶到处滴水，面盆瓷碗根本招架不住。医生们找不到一块干地打地铺睡觉。

　　半夜里到病家打针、随访，归来时常淋成落汤鸡。有几回，医生们不得不移到外屋，围着火塘，燃干柴烤火取暖、烘衣熬夜。

　　这些艰苦医生们都一一克服，不在话下。但有一种艰苦，却是完全颠覆了医生的“洁癖”形象。

　　有一些村寨卫生条件差，容易滋生传染病。比如苗族聚居的村寨“久仪”。

　　医疗队驻扎在那儿，生活艰苦，工作艰难。没多久，好几个人身上都长了虱子。有时巡回医疗途中，浑身奇痒，不得不钻进森林，解开衣服捉虱子。回医院休整时，必须先下清水江浸泡，才允许进医院、回房间。

　　-清白的见证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到了现代，则是流言止于科学。在蒙昧的山区，医生就是凭着科学的利刃切断蜚短流长，还人清白的。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侗族女子从五十里外来到太拥。她尚未婚配，肚子却日渐大起。村民对她风言风语。然而一年已过也未见她分娩，村里人又说她着了“鬼魔”。怪病和流言使她度日如年，骨瘦如柴，只得在家等死。她母亲得知太拥来了医疗队，立刻带她前来就诊。

　　经检查，原来她腹内长了一个二三十斤的瘤子。照理说，应该到州医院动手术。但是，这对贫穷的村民来说犹如登天。不忍于女子的苦苦哀求，医生们决定创造条件在村寨里为她动手术。

　　首先，医生根据自己的血型配好血源。再从九十里外的县城运来氧气瓶。然后派人去州医院学习硬膜外麻醉。经过三四个星期的准备，6小时的手术，女子的瘤子被顺利摘除。

　　等在手术室外的村民，这才知道了“鬼魔”的真面目。

　　这名女子恢复了清白的名声，手术后十天，竟能奇迹般地步行50里回家。

　　同样是瘤子，长在了汉子的肩上，也惹来不少流言。

　　到外县区医疗时，医疗队遇到一个病人，右肩长着一个文旦大小的脂肪瘤。局部麻醉后很顺利就切除了瘤子。手术后，病人感激不尽。他拉着医生的手说：“我总算放下了包袱，再也不会吃冤枉官司了。”原来他傍晚下工往生产队仓库送回农具时，肩上的瘤子在月光下被错看成一袋粮食，所以他一直被人误会偷生产队的粮食。

　　-山里的血库

　　山区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城市医院那样完备的血库。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血库———就在医生们跳动的脉搏里。

　　医疗队的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的血型，当病人需要时，就挽起手臂献上自己的热血。

　　有时候，病人在手术中血压不稳定，乡下又没有血浆或其他代用品，和病人血型相同的医生就会立即抽一大筒自己的鲜血输给病人。

　　有时候，病人家属虽在一旁，但家属不愿输血给病人时，医生还是免不了自己上场。

　　有一次，医疗队为一个重病号做手术，手术复杂艰难，持续了十三四个小时。术后，病人的血压一直偏低，必须输血方能渡过难关。但是家属都不愿献血，担心献血会影响劳力。在一次次耐心的解释都得不到谅解的情况下，医生只好挽起自己的袖子，抽了200多毫升鲜血输给病员。病人血压渐趋平稳，脸色顿时转红。

　　好在这次输血扭转了病人家属的偏见。亲眼看到医生经过长时间手术、献血后，依然有精力在病房内忙碌，病人家属终于打消了顾虑，献了两次血。这个重病号也于两个月后康复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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