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

　　档案馆这栋历史近一个甲子的小楼，古色古香，不减当年韵味。最初，这里曾是复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办公楼。

　　外文系建系之初，师资便颇有来头：在学校开设的英文法文班上，创始人马相伯先生自教法文班，后来成为校长的李登辉先生这时也是英文班的教员。此外，更有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亲自上翻译课---不枉"复旦历史上最古老课程之一"的美名。

　　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后，外文系更是名人云集，高朋满座，颇有群贤毕至之盛。"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再回头凝望这些光焰灼灼的大师学者，不禁感慨：是真名士自风流。

　　先生之风后生之趣——陆谷孙侧影

　　还没来复旦时，就听说了陆先生的大名。姨父姨母都毕业于复旦外文系，他们告诉我：他是《英汉大词典》主编，外文系终身教授，全国师德标兵……这些荣誉头衔在我面前一一闪过，太过模糊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样子。

　　好了，终于来到了复旦，要亲见一番。可是每次看到传说中的人物步履沉稳地在绿树如茵的校园里散步，我都没有勇气上前打招呼。

　　第一次近距离聆听陆先生，是在外文系的“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上，给我们这些刚进校的低年级学生讲学习英语的“pleasure & pressure”(乐趣和压力)。偌大的一个3108教室人满为患。陆先生的言谈举止之间有着很斯文的学者气，中肯、谦和，也很自信。从那次开始，我明白了，凡是他的讲座，一定要提前占好位置。想站着听？恐怕到时候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呢！

　　本科前三年都没有陆先生开的课；盼啊盼，终于等到了四年级的“英美散文”。大四了，找工作的，实习的，大家都很忙，但是陆先生的课还是保持了很高的上座率。大家戏言：在复旦外文系呆了四年，要是没有上过“英美散文”，人生不完整啊！英文专业的学生只有四十来个，但学校却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安排了一个大教室———慕名前来者会把这个教室挤得满满的，而我们因为“英美散文”课前还有其他课，没法占位置，大家只好委屈地坐在后排上自己的专业课。

　　谁让这是外文系的招牌课呢？

　　说是严师，一点儿也不假，课前预习一点折扣都不能打，要求做presentation是常有的事情。他不会通知谁来做，但是冷不丁就被点着了。布置作文，没人敢怠慢，或者胡乱抄来交差，因为每一篇他都会仔细修改，连最细小的语法错误，比如单复数、时态，他都会一一纠正过来。忙起来一个星期改不完，他会在课堂上向大家道歉，说下个星期一定批好发还给大家。记得第一次拿到经他批改的作业时，我们都在心里暗暗惊呼：满纸都是红笔做的记号———果真是事无巨细。点评作文，说到我们犯下的那些低级错误，他都会显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让我们很自责。然而在课堂上他从来没有高声过，温文尔雅，典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英美散文”课的教材是他自己编的，每年都会进行修改，添进一些新的篇章，以求与时俱进———想来也是一个对于完美“心向往之”的人吧。

　　读书至深夜一两点钟，对他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刚出版没多久，陆先生就向我们提及，说读后感动得夜不能寐。“我们都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他一再地感慨杨先生这句肺腑之言。他是个阅读先锋，常常介绍谁的书值得一看。记得《达芬奇密码》还没有中文译本那会儿，他就看过了，照例是向我们推荐。“这是和出版社关系密切的好处”，他很是得意。

　　据师兄师姐说，陆先生和他的研究生的关系都很好，邀请至家里，谈心，聊天，吃饭。了解之深，甚至连学生的男女朋友都认识，不是一般的有心人。

　　他是一个愿意亲近学生的人，愿意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后来者：学问应该怎么做，生活的路应该如何走。他的那句“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外文系没有一个学生敢忘记。诲人不倦者如是。

　　我想，他就是海上航行时，远远见到的海天之际的一点灯火，不必光芒万丈，却是温暖明亮，直照心底。

　　叙述人/陈秋萍(英语系2000级学生)

　　外文三巨头　(the Big Three)

　　The Big Three，意为“三巨头”也，犹如“三驾马车”稳稳当当地拉着外文系一路前行。

　　能入选其中，毫无疑问必是功力深厚的博学儒者，外文系响当当的招牌人物。

　　杨岂深先生魅力：眼光独到，知人善任

　　“杨老令公”在位有年，“岂深”二字意在自谦。虽然做派老相，说话时常喘气，但是在识书识人上一点也不含糊。复旦的外文图书资料之丰富，令其他兄弟院校难望其项背，便是杨先生的功劳。例如后来被称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反叛青年“圣经”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守望者》)。书出版不久，外文系资料室就已经购得。有位学者专程从北方来，竟把全书抄了去。“文革”时，杨先生被大字报攻击为“独霸订书大权”，说是新书一到照例要送他先读，被他垄断多时，殊不知倘若没有这样一位读书多、涉猎广、信息灵的系主任早早重视图书资源的积累，复旦外文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家底”。早在中苏公开交恶之前，作为系主任的他早已抽调俄语教师改行去学法语和世界语，还曾拟派人去学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一部分的拉丁语，不能不说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今天复旦外文学院的院长陆谷孙，当时本科毕业才两年，就是在杨老先生的鼓励鞭策下走上讲台的。

　　徐燕谋先生魅力：学贯中西，诗笔超妙

　　徐先生剃板寸头，穿黑布鞋，吃肉作诗，是外文系最不“洋气”的人。为人冲和谦退，对不同意见从来不争不辩，微笑而已。学贯中西如他者，会在英国散文课上，不时引用汉语的札记、小品名篇以为映照，或在滔滔不绝的英语讲课过程中夹杂着“性灵”、“机趣”、“兴会”、“气韵”等难以译成贴切外文的文学评论术语。徐先生工诗，尤以七律见长，像极了中文系的老夫子，常言“中文根底单薄，洋文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徐燕谋诗草》中，气傲的钱锺书用“君诗笔超妙，冠冕侪辈”来夸赞他的“同学如弟”，可见徐确有过人之处。

　　葛传先生魅力：情迷字母，善起外号

　　葛传，曾经是中国外语界一个神话般的名字，自学成才的教授和词典编纂家。因为给Henry W. Fowler写信，对其成名作《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质疑，而声名大振。他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词语。每日的工作即是在阁楼上阅读英文报刊，并“不求甚解”———全不管内容，只看句型和用法。曾有一句名言：一本书，他可以从A读到Z，也可以从Z读到A。上莎剧《哈姆莱特》课，讲到那段著名的台词“Tobe，ornottobe，that is the question”，葛先生自言自语道：“Be还是不be，想到最后总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学生们戏称他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或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加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遇到这三方面的困难，去向他请教，据说无疑不解。葛先生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给人起外号。外文系的“金先生”、“广益先生”、“戴天先生”无不出自他口。童心未泯的葛先生，乐此不疲。

　　解放前外国文学系历任系主任

　　(1931-1937)余楠秋

　　余先生面容俊美，时时颦蹙着眉头，被学生戏称为“像个多愁善感的女子”。

　　父亲余肇升老先生秉承祖训，注重子女教育，蔚成家风；余先生更是毕生献身教育事业，在多所大学任教，著有《美国革命史》等著译作二十余种，在历史方面亦颇有建树，曾任史学系系主任。

　　(1938-1940)伍蠡甫

　　凡是见到过伍先生作品《一舍小景》的人，都很难把这位蜚声艺坛的美术鉴赏家和国画大师与外文系教授联系起来。

　　不仅如此，伍先生还是西方文论专家，与其父伍光建被称为“中国译坛双子星”。

　　年过八旬，在家不是埋头书册就是凝神静虑，涂绘丹青。据说伍先生85岁在学校开讲座，介绍现代艺术理论，因为口齿不是太清楚，听者寥寥，老先生把讲义一合，说：“我水平太差，不耽误大家了。”性情中人也。

　　(1941-1944)梁宗岱

　　精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的才子，生活当然是落拓不羁的。据学生说，梁先生的屋子里曾经除了一席床位外，什么家什也没有，而墙上却挂着一幅大尺寸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亲笔签名并赠送给他的肖像。

　　抗战后期，复旦受教育部之托，组建军事编制译训班。作为系主任的梁宗岱顺理成章的就是少将，谁知他把军服和领章退还给校方，说：“我不受命。我是教授而非少将也。”梁先生结实魁梧，总是笑面迎人，无酒不欢，也好打抱不平，真正赤子之心。

　　(1945-1949)全增嘏

　　出身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中国英语四大家之一。由于有家学渊源，国学功底深厚。他与夫人、中文系教授胡文淑共同翻译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称得上是译著中的楷模佳作。在哲学方面，全先生的造诣也很是了得，《西方哲学史》至今都是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作品。

　　昔时“雷雨”今朝“麦香”

　　复旦外文系素有演剧传统，据说是由大师级人物洪深等开创。不但有俄文教研室众丽人演唱过七仙女，英文专业学生演过《少奶奶的扇子》等英剧原作，青年教师还自译自演了《青春之歌》的英文片断，也算是颇具时代特色。

　　最值得一提的是，外文系学生曾经排演过由王佐良先生译成英文的曹禺名剧《雷雨》。人人踊跃，全班参与。于此最为积极的是魏同学。魏是老气喘，但自从集策划、导演、主演(周朴园)、舞美、剧务等职能于一身后，说也奇怪，那“风箱”倒反而不拉了。

　　同学们视演出《雷雨》为全班大事，台前台后大家齐心协力，甚至有同学夜半扛个大录音机到校区周围稻田旁去录取蛙噪，准备用作舞台效果。结果杂声灌满耳根，自然失败。

　　饰演繁漪的薛同学是个有趣人物。她大概有点narcissism(自我欣赏)———不过在那个年龄谁又没有？有时周氏父子在台上词已说完，只等她登台续戏，只见她还兀自在台口施粉，撸发，照镜！匆匆上得台来，她有时会忘台词，弄得大家“白板对煞”，非得即兴杜撰几句，临时串联剧情不可。

　　幕后英雄一样功不可没。“雨人”的作用即转动扁箪，使黄豆急滚其上，制造雨声效果。剧中有周朴园拉开窗帷、户外雨声大作情节。谁料这位仁兄连日“施雨”，这会儿累得打起盹来，手中扁箪一停，户外顿无声息。周朴园见状大窘，急令“落雨！落雨！”见“雨人”毫无反应，只好拉起窗帷，还自我解嘲地补充了句：“呵，雨停了”。谁知正值此时，台后方的“雨人”小盹醒来，勤旋竹箪，顿时哗哗雨声大作……

　　说到演《雷雨》，不可不提林同济先生。他曾给魏同学逐字逐句正音，可谓“杀鸡用牛刀”；不但如此，他还请来黄佐临、余上沅这样的剧界泰斗帮我们排练，以致原先不为人知的演出上了《解放日报》，称赞饰周朴园和繁漪的两位演技出色。就这样，市委书记杨西光看戏来了，一些在沪的洋人和兄弟院校的师生看戏来了。除登辉堂(今相辉堂)外，还搬到市三女中连演数场，也算掀起了一股小小的“英语热”。

　　如今的复旦外文系剧社有一个简单却好听的名字：麦田———夏日的阳光和麦香，携带着青春的活力，不可抑制地从这里喷涌而出。

　　1996年剧社初创时，经营麦田的只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缺乏资金，全凭一腔热情。那时候，他们用纸箱、纸盒和泡沫塑料制成道具，圆满地完成在相辉堂的演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虽然就艺术而言，麦田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然而在态度和精神上，他们已经做到了最好。麦田剧社也在短短一年内一跃成为校园“五大最受欢迎的社团”之一。

　　几度春秋间，追求先锋，抑或回归传统，麦田上的每一次收割，都那么令人欣喜。自1996年12月成功演出现代心理分析剧《凶手》、生活讽刺剧《群猴》以来，麦田先后演出过各种中英文剧目，包括《罗生门》、《天之骄子》、《我爱梵高》、曹禺名作英文版《雷雨》、《穿越撒哈拉》、A Streetcar Named Desire(《欲望号街车》)、The Birthday Party(《生日聚会》)、Our Town(《我们的小镇》)、Beyond Horizon、原创剧《王莽》、王尔德名剧《莎乐美》、Glass Menagerie。2005年Twelfth Night参加首届香港莎士比亚戏剧节，取得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

　　麦田剧社不仅常与其他高校剧社进行切磋研讨，以提高自身的水平，它还能经常得到外教的“独家秘籍”。在英语剧《欲望号街车》的排练中，外教Kenneth Speirs博士经常来到排练现场，从道具细节到演员的动作神态，一一给予悉心指导。一幕戏里有美式纸牌赌博，KennethSpeirs就像模像样教四个男生打牌，动作夸张，煞是有趣。麦田剧社声名在外，为此，浙江电影制片厂某导演还特意来选过女演员呢。

　　外国文学系知名教授

　　“金童”刘德中“玉女”杨必

　　刘德中和杨必两位先生，人称外文系的“金童玉女”。两位都雅好译事，刘德中所译《德国古典中短篇小说选》是学界的重要译著，杨必翻译的萨克雷的《名利场》更是杰作。

　　因为妻子在外省，刘德中特别欢迎学生周末去他舍间小坐，谈天说地，热闹非凡。兴致高时还给来客看看手相，或拉开小几打上几圈桥牌。刘先生上课最大的特点就是条理性强。讲到萧伯纳等人的剧本时，总要先在黑板上画一张舞台草图，把何人从何处登场，走哪条线路与何人交流等交代得一清二楚，俨然是位称职的导演。

　　杨必先生衣着讲究，被姐姐杨绛称作“很‘帅’的上海小姐”。她沉默好思，给人留下孤傲的印象。实际上她交游广泛，男女老少，中洋皆有。给学生上课更是滔滔不绝，谈笑风生，有时还边讲边演。据姐姐回忆，还是小女孩时，阿必就能把小狗撒欢时的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杨先生在课上模仿《雾都孤儿》中老贼费金走路的姿势，至今让学生历历在目。

　　曾有女同事在背后议论她，说“杨必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杨必乐呵呵地背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

　　林同济教授

　　可能是家族的遗风，林同济的身上始终焕发着某种贵族风范。春秋时节，林先生穿一件铁灰色大衣走在复旦校园里，让人不禁感叹28岁即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他，当年会是怎样的风度翩翩。

　　1952年院系调整，林同济被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书。人还未到，种种传闻已经流传开来：曾经有个美籍妻子，曾经是西南联大著名《战国策》的创刊者，等等；果然，林先生走上讲台，“金口”一开，立即赢得学生一片叫好；非他任教的小班还上书系领导，“争夺”林同济。不枉钱锺书曾大力赞扬林同济的parliamentary English(议会式雄辩英语)，称泱泱中国真正精通英文的仅一人半，他本人算一人，剩下的半个就是长江以南的林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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