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场英姿

　　翻开1919年5月的《申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1916年在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堂举行的田径赛上，复旦冷鉴得个人第一；1917年的大学田径赛，冷鉴得个人第一；日前举行的中学联合运动会，复旦中学吴去非得总分第一”。在刊登完新闻之后，《申》报的编辑还专门配发了一篇评论称：“复旦大学对体育一科异常注重。”

　　这篇报道产生于“五四运动”的同一个月，当时的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临着

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锻炼好身体准备报效国家，是每个复旦学子迫切的想法，复旦体育的优良传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当时的复旦拥有享誉海外的排球队、能为国效力的足球队、声威响彻江南的田径队、从洋人手里夺得锦标的越野队、屡屡夺冠的篮球队……

　　“横扫三岛，未遇敌手”的排球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旦排球队就是中国大学队中的一张王牌。

　　1922年，复旦大学排球队正式成立，这支日后南征北战，获得“江南霸主”称号的队伍居然是从一个名为“两广社”的学生社团成长而来。1924年，复旦排球队一举获得上海市排球联赛冠军，并代表上海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此后，复旦排球队蝉联上海排球桂冠达10多年，正如当年的报纸所评论的，可谓“执上海排球之牛耳”。

　　1928年，首次南征香港，载誉而归；1929年以四胜一负的战绩打败日本全国冠军队，“横扫三岛，未遇敌手”的威名即由此而来；此后应邀赴菲律宾、新加坡和南洋各地比赛均取得佳绩……

　　威震江南、为国争光的田径队

　　复旦田径历史悠久，早在建校之初1917年的大学田径赛上，复旦就获总分第一。在1926年的万国田径大会上，复旦有10名选手代表

　　“亚洲球王”带领的足球队

　　李惠堂曾与巴西的贝利、英格兰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并称为“世界五大球王”，他不仅是“球王”，更是一位执著的复旦人。他二十二岁时就被聘为复旦足球队教练，带领复旦足球队征战大小赛场屡战屡胜，从此便与复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一直在复旦大学工作。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曾以高超的球技在香港受到广泛关注。他在上海被复旦聘为教练的同时组织乐华足球队，战绩显赫。1925年，日本关西足球队取道上海回国，应邀到复旦进行友谊赛。该队在日本国内属高水平球队，曾代表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结果，复旦足球队却以5：0大胜关西。同年，复旦足球队与葡萄牙驻华侨民足球队进行友谊赛，又以3：2获胜。1929年，复旦足球队远赴新加坡，与当地华人足球队和英兵足球队各赛一场，一和一负。

　　在1920年代，复旦可谓是中国足球强有力的后备军，曾先后派出数位健儿参加中国足球队远征澳洲。1924年，吴炎章、包镜第、卢宝达、王振升、张锡恩5位复旦学生入选中国大学生足球队赴新西兰比赛。

　　穿越四十年的连接

　　———漫漫人生路上剪不断的依依排球缘

　　文/何慧娴

　　算起来，阔别母校已整整36年。如今回忆起那遥远的、漫长的、多彩的校园生活，飘荡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是那一份份难以忘却的感动……命运始于与排球结缘，我是一个信缘分、认命运的人。

　　我的人生似乎是从和排球结缘开始的。早在念初中时，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爱上了打排球，我也跟着打起排球来。1958年，15岁的我刚刚直升复兴中学高一，就读了半个学期就被调到上海体院预科学习，在体院集训不到一年，1960年初我又被调到了复旦大学预科学习，成为复旦女排一员。原因是当时上海市有两支全国女排甲级队，上海(红)是专业队，上海(蓝)是业余队，主要由大学生组成。为了便于集中训练、参加比赛，上海市决定将上海(蓝)分布在各大学的队员都调入排球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复旦大学，以后就由复旦大学女排代表上海(蓝)参加全国甲级联赛。我姐姐何慧湘当时就是上海(蓝)女排队员，后来是复旦大学女排副队长。

　　全校师生非常关心男女排的比赛成绩，尤其是同学们常常以我们女排为荣。复旦男女排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排球运动在复旦校园内蓬勃开展。那时，每天晨练和下午课外活动时，银色的排球在操场上满天飞舞，系与系、班级与班级之间的排球赛很频繁，校园里充满了围绕排球的欢声笑语。记忆最深的是那年国家女排被邀请来校和我们打表演赛的情景。

　　那时，复旦没有体育馆，我们所有的训练和比赛都在一个泥地、竹篷结构的风雨操场里进行。那天下午，有的同学上完课后就去风雨操场占位置，边看书边等着比赛开始。等到我们走进风雨操场时，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人满为患”，甚至有人将椅子叠椅子，像玩杂技那样站在椅子上，扶住顶篷，扒着栏杆，冒着摔下来的危险看比赛。没想到，比赛四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三局比赛每局我们的得分都没超过5分，可以说兵败如山倒。但是，同学们对我们仍报以热烈的掌声。比赛结束，晚上我一夜都没睡好。可是，第二天回到系里、班里，同学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评论，女排真不简单，还能与国家队比赛，没能赢一局主要是一传不适应国家队的上手飘球，毫无责怪之言。

　　1960年代我们的物质生活很俭朴，但我们追求的精神生活却很多彩，并富有情趣。在每周仅有的星期日半天休息时间，我们女排几个队员常常会结伴到布店去买上几尺花布，回寝室自己量体裁衣做衬衫，还偷偷利用午休时间打毛衣(教练要求我们午睡)。为了能把有限的零花钱用得得当，星期日离校去市区，我们常常会把往返乘车的路线算得很精确，一头一尾走几站路，把买六分钱电车票可乘的站数乘足，把买5分钱公共汽车票可乘的站数乘足，用省下来的钱，赶到离复旦很远的徐汇区文化广场听周小燕、董爱琳的花腔女高音、女中音独唱音乐会，或者去上海音乐厅听俞丽娜等的弦乐四重奏，或者赶到青艺、人艺去看话剧《茶花女》、《桃花扇》。

　　弹指一挥间，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是1960年代那流光溢彩的复旦校园生活，却永远陪伴着我，成为我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

　　(本文根据何慧娴《永恒的感动》(《深圳特区报》2005.1.10)一文改写)

　　人物链接

　　何慧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背景链接

　　精英组队：1959年，时任上海市教育

　　相关专题：复旦大学百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