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律师眼中的“诉讼本质”

　　王嵘觉得，医生和律师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强的共同性。

　　撰稿／陆幸生(记者)

　　细节证明事实

　　应该道歉。当你听到这句话，脑子里出现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似乎是：说出这句话的人认错了，但又好像挺勉强。

　　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王嵘律师作为马加爵一案受害者代理人，就在法庭上听到了马加爵辩护律师“这样”的一句话。王嵘当庭反驳：应该道歉，不等于已经道歉，应该道歉还没有证明这份道歉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实施。“好比你到一家商店里去，到商店里买东西是应该付钱的，但当你说应该付钱的时候，并不能够说明你已经付了钱。”王嵘说道：马加爵律师的用心“良苦”，当时很多媒体上也带有同样的倾向性，就是马加爵出身贫穷，是打牌受到了刺激，才一时“冲动杀人”。马加爵律师在法庭上这样的表述，是在众多舆情的烘托下，提供给“本质不坏”的马加爵一个台阶。如是辩护的目的很清楚：让马加爵凭借言词上的表态，取得一个酌情从宽的机会。

　　在法律得到严格执行、社会治安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一个罪犯只能杀一次人。因为他马上被抓捕了，立刻被处置了。所以，要杀一次以上的人，才能证明凶手的本质很坏，这样的命题本身非常荒谬，如是的性质链接绝对错误。凶杀案件的起因会有许多，但是在马加爵一案里，人们看到：马加爵在与同学聚会打牌之后，便蓄意杀人，到社会上去买榔头，为便于携带，要求出售者把榔头柄锯短。回到学校，他不把榔头放在宿舍，而把它藏在了厕所里。当清洁工把榔头当作垃圾清扫以后，马加爵去买了第二把榔头，同样做锯短处理。马加爵在打牌后第三天开始杀人，连杀三天，共杀四人。还“与尸共眠”。2月14日是

　　王嵘问道：三天作案准备、三天实施杀人，一张假身份证、两张火车票，这些准备杀人和准备潜逃的细节证明，马加爵是蓄意杀人，情节极其凶残。同案受害人的另一位律师补充：对方律师说，马加爵并没有从心中发出真正意义上的道歉；而且，杀人犯罪、杀人偿命，与民间道歉是两个法律平面上的事情，“我的受害人拒绝道歉”。

　　庭审结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王嵘的庭辩发言作为主要内容，制作了《中国之声》录音专题报道，向全国和境外播放。香港报纸著文：“控方律师”以自己的才干，改变了一段时间来个别社会舆论对马加爵抱以无原则同情的立场，以及对案件性质的扭曲理解。

　　在今天对王嵘做采访的时候，王嵘已经说得比较淡然：公诉人关注的，是案件本身已经确定的性质，控方律师以法律为准绳，只是更多地关注细节，“以细节证明事实”。

　　“技巧”直达实质

　　在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的出入口，可以看见上海汽车进出口公司赠送的匾额。按照日期算来，1994年申达律师事务所成立至今，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王嵘告诉记者，现在全上海有600多家律师事务所，注册律师有6000多人。在这些年来，按照相关综合指标的测算，申达事务所的位置，一直排在前10名以内。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的业务，有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的区别，而这前10名的律师事务所里，唯有申达是主要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

　　在分析“律师诉讼业务特性”的时候，王嵘通常习惯用一种泛指的概念来区分“诉讼”和“非讼”。王嵘将所有带对抗性特征、几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权益争议、纠纷类的法律业务活动，都归入律师诉讼业务的范畴；或者说，这样的业务要求律师运用的工作技巧是诉讼技巧。擅于处理对抗性业务的、有争议性纠纷类法律业务的律师，一定是一名优秀的诉讼律师，通常也只有非常优秀的诉讼律师，才有能力处理那些复杂的纠纷、争议和冲突。

　　说到技巧，王嵘举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例子，在非讼业务当中运用了诉讼业务的技巧。一个委托人和另外一家公司，打算共同成立一家联营公司。自然，对于联营公司两方股东都会有自己的所求，都希望自己控股掌握大局；如果不能控股，自己投资股份略少，但也资望享受较大的利益分配。这本是投资双方的题中应有之义。谈判双方律师往往会“竞争”联营文本的起草权，因为谁都知道，掌握起草权的律师写出来的文本，往往会偏重和维护本方的利益。

　　王嵘对已经起草好文本的对方律师说了一句话：你起草的文本内容、条款，我们可以全盘接受，只要把原来甲、乙双方的位置颠倒就可以了。我们同意签主题调换后的文本。短短的一句话顿时让对方律师非常头痛。原文本是他起草的，在所有场合他都说，合同条款公平合理，他不能因为甲方和乙方的对调而改口，说原条款“有毛病”；而调转了甲方乙方之后受到合同制约的，恰恰是他自己这一方了。

　　王嵘举示的例子，初看起来是要诉讼律师讲究技巧，从实质而言，永远是律师扩展视野、调整角度思考，从而达到深入揭示问题和事件实质的最终目标。

　　王嵘举例说明。上世纪90年代，一名8岁的小女孩，在一家公园内走“勇敢者的道路”，不幸掉下“过山桥”身亡。王嵘是这位身亡女孩父母即原告的代理人。对于案件本身，王嵘思来想去，有个问题“把自己难倒了”。王嵘设想了对方律师可能会提出的问题：作为父亲，带着女儿来到过山桥，你同意女儿去走、去玩，你本人有没有认为这过山桥是否安全？如果父亲回答：我认为过山桥是安全的，那对方律师就可以说：你和其他游客一样，觉得过山桥安全，而且，多年来过山桥也没有发生任何人身安全问题，所以你女儿的身亡只是一件意外事故，“凭什么说只要出了意外事故，公园就必须赔偿呢？”如果父亲回答：我认为过山桥本来就不安全，那对方律师更有话讲了：放任女儿去玩缺乏安全的东西，你这个父亲是否恰当地履行了监护责任呢？

　　王嵘下决心要把这个题目“破掉”。开庭前夜，王嵘与女孩父母通了电话。

　　果然，在第二天的法庭上，对方律师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女孩父亲这样回答：“当时没有想过，现在想想太危险了。”对方律师“没有醒过神来”，继续发问：你怎么会没有想到过呢？父亲回答：我当时能这样想吗？就像去商店买东西，我用得着担心商店房顶会塌下来吗？这当然我用不着考虑；但是，现在我女儿死了，你还能说它不危险吗？

　　这位父亲的回答，是王嵘设计好的。从一般人的生活常识出发，使用最生活化的平常表达，也许是最具有效果的。看起来是回答问题的“技巧”，然而，一个公用设施本质的内涵被揭示了：“商店房顶”必须是安全的，商店房顶怎么可能会是不安全的？如果不安全，如果因不安全而出现任何问题，那公用设施的拥有者，要付出代价。在这个案件里的商店房顶，就是过山桥。

　　成为案件“标尺”

　　王嵘经常拿律师和医生做职业特性的比较。王嵘觉得，医生和律师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强的共同性。一个好的医生永远是衡量疾病的尺度，即使他遇上了无法治愈的恶疾，他仍然是这种病的尺度，仍然不损威名。病家听到这位医生的讲述，并不责怪，而是会这样想：原来真的难逃这一劫。病家是把这位医生当作衡量病情严重与否的尺度，而没有反过来用能否治愈这个病症来评判这位医生的好坏。事情是非常简单的，再高明的医生也一定会碰上难以治愈的疾病。律师亦然，一名优秀的诉讼律师并不是每件案子都能拿到胜诉判决的，但公众仍然会以他的判断和评价去衡量法官是否判得公正。“所以，每一位律师都要争当能够成为案件标尺的律师，而不让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成为律师自身的累赘。”

　　2001年4月，受上海市律师协会聘请，在由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和

　　王嵘把自己划入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代”律师的队伍中。在第三代律师身上，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尤为明显。王嵘看到一个报道，一位钓鱼的人，钓到一条比自己家里的锅还要长的鱼，就扔回到湖里。王嵘做表扬判断：这个人做事有分寸感，能够节制自身欲望，这是常人很难具备的品格，在商品社会，这样的品格愈加珍贵。从批评的角度做出评判：这个钓鱼者因锅小而弃大鱼，属于思想僵化，思维逻辑有问题；一是锅可以换大的，二是可以把大鱼切成几段，三是可以与他人交换若干条小鱼。这样的钓鱼者就懂得信息共享和利益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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