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密云盗矿调查：水源保护与开矿利益博弈

10月13日，太师屯镇车道峪村一处村民盗矿点，一块巨大的铁矿石还未来得及拉走。本报记者宫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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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不老屯镇兵马营村村南二期综合治理现场，挖掘机正在取出矿石。本报记者陈杰摄

仇进山在太师屯镇车道峪村无证开矿数十亩，一个数十米高的山头被挖成深坑。一只工人的手套遗留在现场。本报记者宫靖摄

　　□本报记者宫靖北京密云报道

　　-核心提示

　　北京人饮用水的三分之二来自密云水库。

　　2005年9月5日，《新京报》发表《密云铁矿石盗卖路线图》一文，对该县不老屯等地铁矿盗采盗运现象进行披露。一个月后，该县太师屯镇发生一起盗采引发的矿难，两人死亡。

　　伴随着铁矿石市场价格的飙升，保护水源和开矿获利的博弈在密云库区沿线日益凸显。

　　虽然北京市级国土部门明确划定了一、二、三级水源保护区，禁止在其中开采固体矿产，但盗采现象在地方上却屡禁不止。

　　有证据显示，密云一些矿老板正在对中央财政参与投资的废弃矿坑综治项目加以利用。

　　在当地村民看来，在严禁采矿的水库一级保护区实施综治工程无异于变相采矿，那些曾经的盗矿者搬走整座矿山，只付出填平现场，种植树木的代价……

　　“嚓嚓，嚓嚓”，丁字镐不停地挥舞，面向101国道的这个山坡上，原本被松树和各种杂草覆盖的山体露出一条10多米深的壕沟，褐色的铁矿石一块一块地被掘离沟底，然后被手推车转运到路边的农用三轮车上。

　　这对盗掘铁矿的农民父子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他们停止挥镐抬头擦汗，一座四层高的建筑清晰地出现在视野中，那是太师屯镇政府大楼，就在国道对面1000多米的地方。

　　“怕什么？镇政府不管他们，凭什么要管我们？”40岁的父亲这样说，沿着他手指的另一个方向，建昌铁矿芦头矿区距离不过几百米。

　　在参与盗矿的许多芦头村村民看来，建昌铁矿的大部分资本虽然属于政府，但一名发家致富的前盗矿者成为它的股东，得以用众人无法企及的规模继续发铁矿财。同样是挖掘铁矿，后者的行为于2005年5月23日起被合法化，这很难让人心理平衡。

　　芦头村所属的太师屯镇，位于密云水库正东方向6公里处。从地图上看，太师屯和相邻的高岭、不老屯三镇形成一个三角区域，潮河、清水河等几条主要的地表径流正是从这里注入密云水库，这个区域在水源保护上的重要性不难理解，因为北京人的饮用水有三分之二来自密云水库。

　　一个关于资源的悖论在于，北京的铁矿储量也同时集中在这里。公开的数字是，密云已探明铁矿9.8亿吨，占全市总量的96%以上，主要分布区之一就是上述三角区域。

　　1997年至今，伴随着铁矿石市场价格的飙升，保护水源和开矿获利的博弈在这个区域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全局和局部利益的博弈，但并没有出现压倒一方的结果———虽然市级国土部门明确划定了一、二、三级水源保护区，禁止在其中开采固体矿产，但盗采现象在地方屡禁不止。

　　同时，并未获得补偿的县级政府展开了政策迂回，他们成功说服上级将百分之百关闭矿山的政策调整为“力争到2007年底将现有固体矿山数量减少70%”，并尝试以产业整合的方式一边减少矿山数量，一边大幅提高矿石产量。

　　由此，当密云众多本地盗矿者发现，他们中间的那些先行者已成为国营企业的合作方，心理不平衡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种心态反过来给政府的执法行为带来了巨大难题。

　　“屡败屡战”

　　10月20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开发处处长陈一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发生在密云的事比喻为警察抓小偷———也许盗矿者像小偷一样永远抓不完，但矿管人员为捍卫水源，将“屡败屡战”。

　　2005年9月5日，《新京报》发表《密云铁矿石盗卖路线图》一文，对该县不老屯等地的铁矿盗采盗运现象进行披露。记者在当时未能获知的信息是，就在文章发表两天之后，9月7日，密云县政府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了针对报道的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列举了当地矿产资源治理整顿的成绩，比如，今年1至8月，共出动执法人员2.2万人次，制止盗采行为1100余起，暂扣车辆617辆，没收矿石8500多吨，罚款92万元等等。

　　同时，报告承认了存在的问题，其核心观点是执法难。具体内容包括非法开采运输人员多、范围广，手段灵活隐蔽，而相关惩处立法力度不足，小规模盗采者未达法律追究标准，大规模盗采则取证困难等等。

　　报告还特别提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抗法越来越严重”，盗采、盗运车辆冲撞执法人员时有发生，经常有三四辆违法者的车尾随执法车辆，执法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10月20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开发处处长陈一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发生在密云的事比喻为警察抓小偷———也许盗矿者像小偷一样永远抓不完，但矿管人员为捍卫水源，将“屡败屡战”。

　　面对记者的次日，陈一昕火速赶至密云县，他此行是为了核实水库保护区内的两起盗矿举报。这位矿产资源管理者说，近两年类似举报数不胜数。

　　而记者此前走访密云县多个盗矿点发现，非法行为较两个月前并未有所收敛。

　　在严格禁止采矿的一级水源保护区，太师屯镇小漕村的外来者已买不到一寸矿脉地(即地下储有铁矿)，虽然这种外表并无特殊的山地，每丈见方3年“使用权”售价1万元人民币。

　　在相邻的大漕村，靠矿石致富的村民们大多拥有了私家轿车，他们也不再需要自己去挥舞丁字镐，视乎产量高低，雇用一个河北民工的代价是每天100元—200元；或者干脆承包，开一车矿(约50吨)给100多块钱。

　　大漕村出产的铁矿石市场价约每吨170元。一位村民大致估算了各个家庭的矿产月收入：“雇人用镐头刨，至少三四万块，好的有七八万。”另一位村民介绍，当地新一轮的无证采矿从1997年左右出现，近三四年达到高潮，而今年最为严重，多达几十处。

　　密云县调查报告的说法是：“自2004年入夏以来，非法开采运输铁矿石行为呈逐渐上升趋势。地点主要集中在太师屯、高岭、不老屯等水库北部乡镇。”“暴利驱使”，报告用这四个字归结问题的主因。而当众多村民抱着难以形容的心态来描述他们眼中的“大人物”仇进山时，记者得以用另一种角度来审视问题。

　　一位矿老板的开矿史

　　1999年10月末，仇获得一笔贷款，随即以约14万元的代价从村民手中买下了两处铁矿，总面积超过百亩，就此成了太师屯最大的矿老板。

　　“要了解北京的铁矿到密云，要了解密云铁矿到太师屯，要了解太师屯铁矿，要知道一个人，这个人叫仇进山。”几位太师屯镇村民这样说。

　　仇进山现年40岁左右，密云县新城子镇曹家路村人，幼时家贫，结婚后迁至太师屯镇。

　　据密云县国土资源分局地质矿产科副科长季文涛介绍，密云铁矿储量虽丰，但品位(即含铁量)不高，平均仅20%左右，最好的铁矿石，即使不计贫化率，也不到40%. 1997年之前，由于国际市场高品位铁矿石价格较低，密云水库周边所产铁矿石每吨只能卖10块钱，其中还包含运费。但此后铁矿石价格一路上扬，低品位矿的开采价值越来越大。

　　1999年，仇进山首次介入铁矿开采，起点就在芦头村。熟知其事的村民蔡朝坤说，当时，仇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他在太师屯村的住所是三间破旧瓦房。

　　按蔡朝坤的说法，作为一个外来者，仇进山以与本村人合伙的方式开始采矿，一名姓赵的合伙人曾想把1亩多的矿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仇，仇却拿不出钱来，只能以采一车(约50吨)矿60元的方式与赵分成。当年10月末，仇获得一笔贷款，随即以约14万元的代价从村民手中买下了两处铁矿，总面积超过百亩，就此成了太师屯最大的矿老板。

　　2001年，无证采矿问题进入密云政府视野，按当时的媒体报道，一场大清查令所有无证铁矿在当年6月30日完全关闭。知情者介绍，当时的仇进山不仅在二级保护区的芦头村有矿，在一级保护区的大漕村也有矿，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会被查处，但这样的预测并没有变成事实。

　　知情者称，在被迫停止无证采矿半年之后，仇进山在2002年初开始重操旧业。

　　当年5月28日，他的芦头矿区发生一起TNT炸药爆炸事故，4名工人被炸伤，芦头全村房屋不同程度被震坏，一位患心脏病的农妇入院数日后死亡。

　　车道峪村村民冯国江，是当年那次

　　2003年初，芦头村村民惊讶地发现，在距半年前爆炸事故现场仅几百米的地方，仇进山的人马又在开矿了。但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仇已不再是一名私人盗矿者。

　　合法铁矿股东和综治工程负责人

　　他们搬走整座矿山，只付出填平现场、种植树木的代价———“成本最大的东西是熟土，那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

　　按密云县国土资源分局地质矿产科副科长季文涛的说法，2003年之前，太师屯镇有一家企业持有合法采矿证，名为太师屯铁矿，属镇办集体性质，初建于1989年前后。

　　2002年，在太师屯铁矿基础上，国营密云县冶金矿山公司与太师屯镇联合组建建昌铁矿。由于原太师屯铁矿只有选矿力量，没有开矿力量，最终在2003年初，由太师屯镇政府牵头，建昌铁矿与仇进山的鑫大地机械公司各自持对方公司20%股份。

　　这个变化令仇进山成为国有矿山公司的合伙人，具体职务是建昌铁矿副经理，负责开矿业务。虽然他曾付出代价的芦头矿区看似丧失了80%的权益，但事实上他也获得了另外三处矿山20%的股权———建昌铁矿同时被允许在桑园、头道岭和黑骨沿三处开采铁矿。

　　2004年11月下发的一份政府文件传达了密云县对建昌铁矿的扶植态度。文件说，将利用8年时间，投资3亿多元，使该矿生产能力(注：此处指精矿粉，非铁矿石)由15万吨/年扩至30万吨/年。

　　2003年初，仇进山在一级水源保护区大漕村的采矿行为也开始合法化。其路径和本报此前报道的不老屯镇矿老板段成杰一样，都是通过中央财政参与投资的废弃矿坑综合治理项目。

　　按官方文件解释，这种综合治理项目是将废弃矿区留下的露天矿坑和裸露岩土陡坡填平或削平，而后覆盖熟土种植庄稼或树木，是一种有利水库生态的环保工程。

　　本报此前报道已解释了这种综治项目的投资潜规则：中央财政的拨款并不足以完成整个工程，地方政府也并不真正支付应有的配套资金，而是允许项目的承包方通过出售工程中挖出的铁矿石来补充投资。

　　在一些当地村民看来，由于这种潜规则的存在，在严禁采矿的水库一级保护区实施综治工程无异于变相采矿，尤其是让那些曾经的盗矿者来承包这种工程———他们搬走整座矿山，只付出填平现场、种植树木的代价———“成本最大的东西是熟土，那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一位知情者说。

　　2003年4月，中央财政投入100万元，启动了大漕铁矿废采区治理工程一期工程。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将此项目委托密云县太师屯镇实施。

　　“他有十几台挖掘机，几十台矿车。”密云国土资源分局矿产科副科长季文涛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镇政府不可能自己来完成这个综合治理项目，必须要找有能力的民间企业完成，而仇进山的鑫大地机械公司正好具备这个能力。

　　这位官员同时表示，他不知道仇进山的原始财富是怎样积累的。

　　“大漕铁矿的许多废坑，本来就是仇进山自己的杰作。”一位当地村民说。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份公开资料称，大漕铁矿废采区治理一期工程已于2004年4月底完工。治理后新增林耕地约300亩，种植板栗树2万棵，保护了密云水库。

　　许多大漕村村民却说，仇进山在一年间平掉了一座座几十米高尚有植被的山头，把大量矿石取走卖钱，“每天要从山上拉下几十车甚至上百车的矿石”。

　　10月18日上午，仇进山本人在电话中否认村民们的指责：“并没有削平山头，只是在削坡和清理浮土，而取出矿石是在此工作的一个必要步骤”。

　　官员季文涛则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仅是简单治理而不取走矿石，那当地村民必然会继续在治理区盗矿，那治理的作用就起不到了。

　　10月17日，记者在大漕村东侧所见，仇进山的施工队又在开动挖掘机，矿石从山体中掘出，装满了停在村口的大批矿车。

　　季文涛说，这正是2004年底启动的大漕铁矿废采区治理工程二期项目，仍由仇进山所在的鑫大地机械公司承担。二期工程中央财政投入80万元，治理面积达26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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