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知青”下乡与政策之手

　　杨 敏

　　一项政策正在催生新一波中国知识分子下乡热潮。2006年7月，乡镇一级将迎来2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这项由 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八部委联手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支教、支农、支医、扶贫)，预计在今后5年时间 为中国乡村输送10万知识分子。

　　这一次政策之手的挥动，使得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零星的知识分子下乡热骤然升温，新一轮“知青下乡”终于从胎动 状态走向有声有形。当“三支一扶”队伍还处于预备状态之时，北京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与湖北“资教计划”已经先行将平 静的大学校园搅动起来，“上山下乡”无疑让2006年成为一个“大热”年份。

　　“上山下乡”的三支队伍

　　人们总是在感叹，在一个崇拜城市的年代，将人才拉向农村的道路不好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 试从没有间断过。

　　1998年底，福建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村民发表了著名的“皮球论”：“你们干部下乡，就像水面上的皮球 。你们从上面看，皮球下了水；我们从下面看，皮球还是漂在水面上。”

　　这句话，道出了乡村工作体系存在的断层现象。经过深入调研，南平“三农”发展中的五个症结浮出水面，那就是滞 后的科技服务，乏力的农业投入，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断层的领导体系，农民对民主法制的期盼与实现的背离。

　　如何让“皮球”真正沉入水底？

　　1999年，南平市实施“高位嫁接、重心下移”的“三农”战略，从城里选派科技、流通、金融、企业助理和下派 支书下乡进村，求解城乡人才布局失衡、带动社会反哺农村。

　　此后，安徽、甘肃等省先后都有数以千计的“下派干部”负屐下乡。2006年3月，甘肃省县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 企事业单位的1万名年轻干部，被分批选派到后进村和贫困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投身新农村建设。

　　2006年3月，北京市出台政策，以优厚待遇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招聘2000名村官，到郊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计划，让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左脚跨出校门，右脚就踏上了农村土地。

　　正当北京的大学生摩拳擦掌在农村一展身手的时候，最早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却在这项计划实施7年之时 宣告失败。

　　一个隆重登场，一个黯然谢幕。北京、海南所呈现出的巨大反差，让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投向村官计划的操作层面。对 中国大多数地方来说，北京村官计划显然不具有普适性。平均3000元月薪、解决北京户口、考研加分等引导性政策让20 00村官职位成为“香饽饽”。然而，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业大省来说，村官计划更多的可操作空间是 在拓展大学生成长环境的激励性政策上。

　　不论是下派村干部还是大学生村官，这一“空降村官”政策一直游走在合法和非法边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 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因此，大多数地方政府“空降村官”，多以村委 会主任助理的形式出现，难免有打擦边球的嫌疑。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样的政策瑕疵不能掩盖良好的政策意图，毕竟对当前的 中国农村来说，任何立足于农村需要的政策都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与“空降村官”相比较而言，人们对另一种知识分子下乡队伍少有争议，那就是支教、支农的志愿者，吴奇修、杨本 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人物。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吴奇修回到家乡——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石门村，他希 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把石门村改造得像广州、温州的农村一样。这个做了1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大学生最终让家乡成为湘中首富 ，而石门村也成为吴奇修政治生涯的起点，如今，吴奇修已经官至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

　　1992年10月，杨本伦与吴奇修一样做出了人生的逆向选择。这位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硕士研究生放弃了在国家 人事部的工作，毅然回到山东省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这个热情似火却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人做了3年村支书，让东北庄村迈 了三大步。他聚拢了涣散的人心，带领村民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他的名言：“做一只执著而热情的驴子”感染了许多有志于 乡村建设的知识青年。

　　吴奇修、杨本伦只是本土建设者，还有一支外来力量重新拾起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的“衣钵”，开始寻找 知识分子和农村社会契合之路，他们就是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这支队伍的最大贡献在于以知识分子入世的 态度，培养了大批农村新青年，使得他们成为本土新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不容忽视的乡村态度

　　农村需要我们还是我们需要农村？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在一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的历 史考察和现实思考”的讲座中提出了这一命题，一时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需要”与“被需要”，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自问自答。新农村建设，使得今天的知识分子下乡热潮处于特定的背景之 下。然而谁又能知道，现今的乡村社会对越来越热的知识分子下乡到底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乡村有什么样的人才需求？农民 希望新农村建设给农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下乡的这几支队伍，农民有什么偏好？

　　4月12日到20日，《决策》杂志社、安徽省阜阳市三合镇南塘兴农合作社与“三合爱乡联谊会”联合开展“新农 村建设人才需求调查”活动，回收的104份有效问卷给出了答案。

　　在基本态度方面，78%的村民欢迎大学生下乡与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持无所谓、不欢迎态度的分别为19%和3 %；还有17%的村民主动表示，下乡大学生在政府提供工资保障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为大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更 有62%的村民说，如果村子里派来大学生干部，自己有困难一定会去找他帮助解决。这三个选项的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村 民对大学生下乡持欢迎态度。《决策》了解到，在开展调查的三个村，至今还没有大学生村官和下派村干部，村民完全没有先 入为主的印象。

　　而在回答“现在农村最需要哪种人才”的问题时，40%的村民认为最需要的是“有组织能力，能够维护农民利益， 促进村民当家作主”的人才，“懂农业科学技术的人才”和“带领村民致富的人才”分别为29%、26%。组织能力之所以 成为农村人才需求的核心能力，跟当下中国农村社会人心难以凝聚不无关系。“田分了、人心也分了”，农村公共空间的狭小 和集体活动的贫乏，使得农村发展缺乏合力，因此，农村干部的组织能力成为最被农民看重的一种能力。事实证明，新乡村建 设实验，也多是从打造农村社会的公共活动空间为切入点，通过培育合作文化进而孕育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 丽曾在河南兰考挂职担任副县长，她在兰考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就选择了这条路径。

　　对于知识分子下乡的几支队伍，农民有没有什么明显偏好呢？调查问卷显示，农民对“本土的乡村建设者”、“支农 志愿者”、“下派村干部”、“刚毕业的大学生村干部”的支持率分别为34%、30%、28%、8%。可见，在对这几支 队伍的选择方面，农民一是看重融合度，二是看重工作经验。而在回答“您自己家里如果有大学生，您希望他毕业后回来吗？ ”时，多达79%的村民回答“希望”，这可以理解为农民对本土建设者具有更强的认同感。

　　知识分子下乡的角色一直颇受关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认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 角色可以起到协助者的作用，或者说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一些参谋作用。他认为农村情况十分复杂，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支 配农村运转的根本性规则。在他看来，造成当前农村问题的原因都是一些根本性的结构性因素，是下乡的知识分子无法解决的 问题。

　　“知青”下乡，准备好了吗

　　对于“知青”下乡，政府的政策准备比个人的能力准备更重要。选什么样的人？如何管理？怎样退出？这三个问题环 环相扣，考验着政府的决策水平和创新能力。

　　知识结构问题，一直是大学生下乡计划中争议颇多的话题。中国农业大学曾经于2005年对河南汝州市的“大学生 村官计划”做过深入的调查，结果显示，具有农学背景知识的仅占4%；医学、工学、法学、经济与管理专业分别占2%、6 %、3%、22%；理学、文学、教育学三者占45%；其他专业达到18%。从专业知识结构上看，大学生村官远离农业、 农民急需的实用技术和开展农村工作的知识背景。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大学生村干部的职能是协调和组织，不一定必须为农学专业，但农学知识的丰富便于他们更 快地与村民融合。从这一角度出发，最新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则更充分地考虑农村的现实需求，能够更多地将具有农、医 、师专业背景的大学生选进下乡队伍。

　　“如何管理”这一中间环节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人岗适配。无论是大学生村官还是下派村干部，工资报酬都是财政供 给，在当前县乡财政普遍吃紧的情况下，只有这几支队伍发挥出理想的状态，政策成本才能够最小化。而要让这几支队伍发挥 理想作用，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规范，例如培训、考核等等措施的跟进，规避下乡干部的“不在状态”。

　　知识分子下乡多有服务期限，一般规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机制和通道建设，往往决定了政策的可持续性。海南村 官计划的破产，一方面有财力支撑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还有退出机制的不健全。知识分子下乡，有着尴尬的身份问题，他们 不是学生、不是农民、更不是

　　困则思变。地方政府在大学生下乡的政策创新方面一直没有停止探索，湖北省出台的“资教计划”，以政府出面购买 阶段性服务的做法，招募了千余名大学毕业生投身乡村，弥合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在湖北“资教计划”中，大学生的角色类 似于政府雇员，契约化管理既明晰了政府的责任，也明晰了大学生的权利，这种多赢的政策举措无疑为更多地方提供了全新的 思路，更有人称国家出台“三支一扶”计划正是对湖北试验性措施的大范围“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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