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温铁军

　　当前风靡中国高校的大学生支农活动，并非是现在的首创，因为近代史上搞农村调研工作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提倡， 最早就可追溯到80年前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三次知识分子下乡

　　“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这是80年前晏阳初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时告诫同仁的一句话。晏阳初的身体力行 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系的陈志潜当年辞去了民国卫生部官员职位，跟随晏阳初来到定县。从当时留下 的资料图片看，跟随晏阳初的知识分子，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据统计，最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多达500名 “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

　　对于在定县的实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痼疾；而相应地，平民教育就是要提高农民 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开展多种 乡村建设运动。他更是富有远见地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口号。

　　不过，晏阳初之所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下乡支农，而是当农民革命已经到处发生的时候，晏阳初 开展平民教育，用乡村建设的改良办法起到了稳定严重动荡的乡村的作用。

　　早年的学者中很多人不齿做“知本家”，那时讲究以“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像晏阳初这种大“海归”，放 弃大城市的舒适，长期到农村搞乡村建设；再如梁漱溟这样的北大教授、大学问家，举家到山东邹平搞农村实验，很多知识分 子之所以加入，也是有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这些目标。

　　那时，就连企业家讲的也是“实业救国”，不是现在利润至上、为富不仁，如大实业家卢作孚，自己艰苦创业建立了 川江航运，接着就去创办稳定乡土社会的农村试验区。

　　20世纪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也是其中一分子，1 968年开始在山西农村插队，此后在基层的工农兵中间生活了整整11年。虽然到农村不是我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但是在这 段时间，在社会的底层滚了一身泥巴，懂得了农民，也懂得了士兵和工人。

　　1985年我调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研工作；1987年调入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后，又从事了11年农村基层试验工作。这样，先后从事了20多年的农村调研，所以对农民的疾 苦我多多少少是有切身体会的。因此，我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在我看来，“用脚做学问”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

　　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常念叨，贫困同学为了省路费，寒暑假也不回家，这让我产生了把贫困家庭和农村来的大学生组织 起来下乡调研的想法。参加调研的同学由当时的《中国改革》杂志社筹集资金提供路费，由我和其他几位学者在思想上和方法 上给予指导，然后由这些大学生下乡独立完成调查报告。那时，根本没想到最初的调研活动，最后被青年志愿者们变成了大批 大学生的下乡支农活动。经过短短几年，这种支农活动已经逐渐规范化、制度化。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100多所高 校大学生支农参与者在校内组建了自己的农村发展社团，他们根据学校、专业特点和优势，组织不同特色的农村社区活动。这 都充分说明，中国的大学生还是很关心农村的。当代青年人中，良心未泯者大有人在。

　　在乡村调研，我要求城市来的志愿者自己交钱吃饭住宿。在农村这么多年，我已经被“农民化”了。从事农村工作的 人士都喜欢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挂在嘴边，其实都是要“化”农民，但是，要想真正地“化”农民，自己必须先得“ 农民化”。

　　2003年7月，以晏阳初先生命名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学院。我们希望通过 培训，让农民在建设本乡本土时更得心应手，努力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这种试验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作“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 ”。

　　所谓试验，就是根据操作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修订试验方案和实施办法，边走边看。我从来没有一个预设的宏 伟蓝图，而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尽量去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看能否探索出一条道路，能否走出原来的制度路径依赖。2003 年刚开始培训农民骨干去搞合作社的时候，预计是三分之一失败，三分之一勉强维持，三分之一能成功就很不错。但结果出乎 意料，大部分试验都进展得不错。

　　知识分子的责任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财政、投资、教育、医疗，甚至法律方面都加大了对农村 的支持，今后的情况应该会更好一点。这时候，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应该居于主体地位。

　　中国农村的事情要想做好，主体是农民，外来者永远是帮忙的。因为农民最懂农村和农业，他们很明白，也很实际， 乡村建设培训的方式是互动式的、分享式的，我们不妨“尊农民为师”，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能干的人。

　　中国有这么多的农民，在他们身上反映的问题那么多，那么复杂，每个人只能去替他们做一点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 知识分子的责任。

　　现在中国的农村之所以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土地、劳动力这些要素都流出农村，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任何领域 要素大量流出都难以发展。近代的理论又加入了科技和管理，或者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大部分，那也基本上是流出农村。

　　现在的农民借债都要让孩子上学，花那么大代价，就是为了离开收益最低或者负收益的农业领域，而转向收益较高的 非农领域；当然不能怪他们，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决定的。因此，我常常跟年轻人讲，你们立志奉献农村，虽然志向远大，但 应该先就业，照顾父母家庭，有能力后再去支援农村；不要以为自己在大学里学的知识就能在农村有大作为，不要太浪漫。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下乡发挥了大作用，比如天津的白雅丽，家里也不富裕，她顶着各种压力到湖 北房县这样的贫困山区，替农民做了很多事情。她的经验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年青人是可以干事情的，是他们教育了我，感动 了我，是他们在推着我向前走，我所做的，不过是帮他们改善些外部环境和筹集点经费，让他们能继续下去。

　　改变自我

　　我们现在发动的知识青年或者知识分子下乡，就是城市过剩人才流向人力资本稀缺的农村，帮助农民形成应对市场风 险的经济组织，使得农业要素能够在农村多留下一些，乡村才不至于衰败。这是当务之急，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甚至整个中国 的发展都很重要。

　　目前，下乡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应该注意几点：

　　第一，力戒浮躁。千万不要把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带到农村去，特别是要防止不切实际的这化那化，很多青年人多年来 接受了这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未必真适应农村需要。

　　第二，平常之心。要以平常之心做平常之事。我们国家的稻作农业已经有6400多年历史，传统小农经济不是某些 个人想改就改的了的。一个人的能力本来有限，改变乡村面貌也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完成的，所以，平常之心很重要。

　　记住这两条，知识青年下乡才会有真正的收获。对于农民，我们说的是：改变自我，才能做家乡的主人。同样，对于 下乡的知识青年，我们也要说：改变自我，才能建设新农村。

　　农村社会的演进是一个缓慢的客观过程，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自己解决，也需要按照中国的国情解决。“三农”问题 不是哲学思辩，必须走出书斋，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才能谈得上开出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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