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禽流感举报第一人的诞生与消失

　　乔松举：举报英雄，或者敲诈高手

　　摘要：“举报禽流第一人”乔松举被判有罪给公众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特约记者/于洋发自江苏高邮

　　“法院判决不公平！我要上诉！”7月7日，当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对备受瞩目的乔松举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乔松举四项诈骗罪名及两项敲诈勒索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时，乔松举当即表示上诉。

　　时光回溯到2005年10月初。

　　江苏省高邮市养殖户马正朝发现自己在安徽天长放养的几百只鹅开始成批生病后死亡，“最多时甚至一天死100多只”。马正朝怀疑自己的鹅得了禽流感，他最先想到的是减少自己的损失把鹅卖掉。他开始偷偷联系鹅贩子，并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朋友乔正泉。乔正泉随后又把这事情告诉了三儿子乔松举。

　　10月14日，乔松举向农业部举报了安徽天长的禽流感疫情。农业部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派出专家组赴安徽调查。 10月24日，农业部发布消息,称安徽天长暴发H5N1亚型禽流感。消息震动全国，大批记者开始向天长和高邮聚集。很快，乔松举作为“神秘举报人”被媒体“挖出”。

　　接下来的事情是乔松举本人也始料未及。他被称为“禽流感疫情民间举报第一人”，随后又成为2005年

　　媒体对他一个广为人知的评语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敢，把事实和真相及时地反映给政府，避免了一场类似四川猪链球菌事件的重演。”

　　然而，就在乔松举举报禽流感一个月后，2005年11月24日晚，高邮市当地警方突然来到乔家将他带走。两天后，其父乔正泉领到了一份《拘留通知书》，上称乔松举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

　　诈骗

　　乔松举被捕半年后，2006年4月21日，高邮市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初审。在庭上，高邮市检察院出具了一份起诉书，列举了乔松举的10起犯罪事实。其中有4起是诈骗、6起是敲诈勒索。对此，乔松举只承认对其诈骗高邮市送桥镇谢有明钱财的指控。

　　事情发生在2004年8月，乔松举从谢有明手中购买了一批鸡蛋倒卖给天山镇中心超市，超市发现部分鸡蛋是坏的，就扣了乔松举500元钱，乔松举觉得是谢有明欺骗了他，出于报复，他买来一批变质的鸡蛋，伪装成谢有明出售的，向有关部门举报，后来事情败露。

　　这也是乔松举被指控的10起犯罪案件中唯一发生在高邮地区的一项，其他9起都和乔松举协助农业部“打假”有关。

　　实际上，与众多媒体对他的称赞相悖的是，乔松举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尽管他曾对媒体声称在举报禽流感前没做过类似的举报，但实际上他从2003年起就与农业部有联系。几年来他向农业部举报江苏、上海、福建等地数十家单位违规生产家禽疫苗。

　　检察院的起诉书正是针对乔松举这几年的活动，称他在举报过程中，采用加大发票金额等手段诈骗4起，骗取公私财物48100元。

　　典型的一起是在2004年12月，乔松举在向农业部举报江苏省农科院兽医研究所销售未取得国家批准文号疫苗的过程中，购买疫苗实际付款4230元，开具10360元发票向农业部工作组报销，骗得6130元。

　　同时，起诉书还称乔松举以购买的疫苗无批准文号欲上告相威胁等手段，敲诈勒索6起，索取他人财物67300元，其中既遂47100元。

　　例如2004年5月，乔松举在扬州市现代家禽服务公司承包人尹建萍处购得无批准文号疫苗，次日，乔松举即以该疫苗无批文、使用后致鹅死亡为借口，以举报、向媒体曝光等相威胁，索得尹建萍20000元。

　　对此，乔松举全部予以否认或称“与事实不符”。据当天目击庭审现场的媒体报道，乔松举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列出与事实不符合的种种细节。

　　对于多开发票的指控，乔松举称发票所开的额就是实际购买疫苗所花的钱。乔正泉向记者解释，乔松举协助农业部调查各地违规生产疫苗、兽药的情况，需要先购买一批作为取证，之后凭发票作为证据向农业部兽医局举报，农业部再将非法厂商查处。

　　乔松举辩称他和农业部工作组的人合作过多次，“要是有多开发票的行为，被查处单位和农业部的人为什么不当面指出呢？”

　　而乔松举的妻子王秀兰则回忆说，有一次被举报单位向来调查的农业部的人反映乔多开发票，乔当时就说没多开，不信可以去查，“结果也没查出来”。

　　乔松举的辩护人，安徽震一律师事务所的孔维钊在法庭辩论时称，买多少钱的货品，开多少钱的票据是正常的交易习惯。被举报人称多开票据是应乔松举的要求，这一说法不符合交易习惯，乔松举当时购疫苗的目的是为了打假取证。购药款由农业部工作人员垫付，乔松举没有必要多开票据。

　　孔维钊还指出，农业部一直没有主张受到乔松举的诈骗。乔松举与农业部的关系是举报人与接受举报的关系。给予乔松举报销打假费用是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同意的，结算形式和要求也是乔松举按着农业部规定去做的。“至今乔松举还有和农业部没有结算清的报销费用。”孔维钊说。

　　敲诈

　　而对于敲诈勒索的指控更是庭审时争论的重点。乔松举一直强调自己得到的钱是“协商好的赔偿”。而公诉人和相关单位的证人则称乔松举是“知假买假”。高邮市检方称，2003年初，在明知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生产的疫苗“未取得国家批准文号”的情况下，乔松举购买了该单位的一批禽流感疫苗，注射后，乔家有400多只鹅相继死亡。乔向研究所索赔，并将情况举报到农业部。为了不让乔松举举报，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先后赔给乔松举两万余元。而乔松举则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所为是正当的民事行为。对于相关单位的证人证词则称是对自己的举报怀恨在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5年初，乔松举向农业部举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销售未取得国家批准文号的疫苗时，该研究所避开农业部工作组，私下送给乔松举一笔钱，乔松举后来承认，这是他“做的唯一不该做的事”。

　　但关于具体的细节，控辩双方再次起了争执。公诉人称，乔松举冒充农业部工作组组长，以要求支付差旅费等名义骗取该研究所1.4万元，并多报购买疫苗款5000元。而乔松举只承认收下1万元，也并没有冒充是农业部工作组的组长。

　　王秀兰向《新世纪》周刊解释：“在福建买假后举报，农业部的人来了和乔住同一个楼层，福建的人不知道乔的身份，以为他是工作组组长。”

　　线人

　　农业部的一份统计表明，乔松举自2004年12份至2005年11份期间，共向农业部举报13次，涉及17个单位。2005年3月份农业部通报的9家制售假疫苗单位，均为乔松举举报，2005年11月份，农业部公告查处的13 家制售假苗单位，举报者也都是乔松举。

　　其实，高邮当地熟悉乔松举的人都知道他和农业部有联系，“他是农业部的线人”。

　　乔正泉一家也早就知道乔松举在“给农业部做事”。但乔松举最初却有意瞒着家人。“他这两年经常出去跑，我问他做什么，他不跟我们说，还说这是国家机密。”乔正泉回忆。

　　尽管儿子不说，他也从乔松举经常接打的电话中，知道了他正在做的事。也正因如此，乔正泉才告诉儿子马正朝的事，并让他问问农业部如果是禽流感有没有赔偿。

　　但对于乔松举的身份，农业部则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乔松举辩护律师孔维钊曾经去过北京，找农业部的有关官员进行调查取证，“但没有人愿意出来说话”。

　　贾幼陵在今年4月曾说，“乔松举和农业部是举报与接受举报的关系，我们没有给他任何身份。”

　　王秀兰说初审时也宣读了农业部的一份证明，但“只是把制假单位被举报的过程又重复了一遍”。

　　知情人透露，农业部近年来在各地都找了一些人协助打假，如举报假种子、假农药等，之后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对家禽饲养熟悉、了解当地疫苗销售市场又头脑灵活的乔松举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对象。

　　也因此有人怀疑乔松举举报禽流感是为了得到农业部的奖励，而据一位采访过乔松举的记者回忆，乔松举对自己是否在举报中获得利益这个话题显得极为忌讳，并说自己拒绝了农业部的奖励。

　　冤案？

　　“这是冤案。”乔正泉在见到记者后反复说。

　　对于乔松举被拘留，乔家一直怀疑是因为他得罪了高邮当地政府。因为就在乔松举被带走的当天，他刚刚向农业部反映高邮地区也出现禽流感现象。

　　“怎么那么巧？”乔素琴说，“他是11月24日上午10点举报的，晚上11点多就被带走了。”乔正泉还向记者透露，在举报安徽天长的禽流感疫情后，高邮兽医站曾派人去扬州找乔松举，要他不要再举报高邮。

　　去年11月中旬，高邮郭集镇确实发生过一次疫情，高邮市农林局称发生的是“农业部确诊的热性传染病”。

　　对乔松举被拘留，高邮警方公开的说法是，正好有一家扬州的地下疫苗生产商出面举报乔松举，而之前没有得到相关举报或发现乔松举的犯罪线索。

　　“我儿子这几年举报也得罪了不少人。”乔正泉说这话时低下头。

　　乔松举曾在举报安徽天长的禽流感疫情后被高邮公安局讯问，他后来向媒体透露了警方讯问的内容：“你拿了农业部多少钱？是谁让你举报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

　　7月14日，高邮市公安局政治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新世纪》，此案由江苏省公安厅主管，当地警方只负责抓人和侦察，因此采访要经得省公安厅的同意。

　　与开庭时媒体云集的情况不同，7月7日高邮市法院对乔松举案作出一审判决时少有记者在场。第二天扬州电视台播了一条新闻，但没有庭上的镜头。

　　“这种案子不可能是冤案，上面这么重视。”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安系统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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