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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记述:一个死缓犯人的人生路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6日10:02 《法律与生活》杂志

  文/陈帅(北京市第二监狱教育科民警)

  我知道这是老天在给我一个警示,同时也重新给了我一次机会。他在告诉我,不能再辜负父母;而我,则要和时间赛 跑,争取尽快减刑回家孝敬老人。

  “罪犯王卫国,曾经被两次劳动教养,1990年再次因盗窃罪被捕,被判处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至今已失去自由1 6年,余刑仍有14年。”

  这是在接触王卫国之前,我对他了解的全部内容。一个服刑犯人在监狱里服刑改造十余年,他的背后曾经有着怎样复 杂的故事,他的改造生活又曾经历怎样的波折与反复?我期待着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去接触和了解一个死缓犯人未曾敞开 的心扉。

  缺失

  这一天是2006年的3月1日,窗外阴云密布,而且还刮起了风。北京市第二监狱会议室里,显得空寂与沉静。王 卫国此时就坐在我的面前。他面皮白净,并不像他所说的已经到了46岁的年纪。当我给他倒一杯水并端到他的面前时,他赶 忙站起来,连声说谢谢。我与他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我是1960年出生的,今年46岁了。”他舒缓沉郁的声音从喉咙里传出来,在略显暗淡的屋子里回荡。仿佛那 一刻,王卫国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毕业于南方的一所著名高校。他们解放前就入了党,是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 ,我父亲在某工业部任职,母亲分到了中央某机关。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我。在那段童年时光里,我的 记忆是金色的。因为我有爱我的父母,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然而,这样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来到了。母亲首先受到冲击,1968年,她被下放 到东北农村参加劳动。那一年,我还不到8岁。第一次体验到与亲人分开的痛苦,一到了晚上,我就哭着喊着找妈妈。父亲背 着我走街串巷,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小伟(我的小名)不哭,爸爸背小伟找妈妈去。看妈妈去哪儿了,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咱们去找她去,小伟不哭呦……”结果,常常是转了几条街,把我哄睡了,爸爸才背我回家。后来慢慢地,我懂事儿了,知道 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暂时不能回来。以后我只要听到大人们在谈论妈妈在什么地方,我就在旁边仔细地听,心里想着总有一天我 要出去找妈妈去。

  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母亲从东北转到河南的C县。此后,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972年,父亲也受牵连 ,被下放到陕西省农村。父亲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和一个保姆。那年我12岁,正上小学。没了父母的管束,我在北京城到处 流浪,课也不好好上。家里的阿姨不识字,我总是蒙骗她。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批了个3分,我就拿红笔改成5分,老师批2 分,我改成4分。阿姨也看不出来,还直夸我学习学得好。后来,我跑野了,经常不回家。一个人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游逛。 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偷街头商店的汽水瓶子、牛奶瓶子卖钱买吃的。到了晚上,不愿意回家,就一个人躺在防空洞里睡 着了。第二天起来,要么去上学,要么继续流浪。渐渐地,北京的各个地界我都非常熟悉了,胆子也大了。我开始筹划一件对 我来说十分紧要的事情。

  1973年的冬天,我骗了阿姨一些钱,再加上我卖汽水瓶子攒的一些,我去火车站买了一张到C县的车票——我要 找妈妈去!尽管那年我只有13岁,之前也从没有出过远门,可是,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我想要找妈妈的决心。我坐了一天的 火车,到了C县车站,已经是晚上了。我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又坐上公共汽车。按照妈妈给我写信的 地址,我找到了她所在的生产队。一个人指着前面正在翻地的一群人,让我到那里去找。我远远地看见了我的妈妈,我跑过去 ,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妈!”妈妈回头,看到我都惊呆了,好半天没有反应。又过了一会儿,她才突然蹲下,紧紧抱着我, 连声问:“小伟,你怎么来了?谁带你来的?”我自豪地说:“是我一个人来的。”妈妈起初不信,后来信了。她抱着我大声 地哭。那天晚上,我躺在阔别5年的妈妈的怀里睡了一个踏实觉,安稳觉,再没有感到寂寞和害怕。

  我在C县住了几天,后来母亲托一个回京的人把我带回了北京。到了第二年,我到第46中学读初中。那时的教学很 不正规,每个学期都有一个月的劳动课,老师带我们去手扶拖拉机厂学习机械加工。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迷上了机械。喜欢 开锁,看着铁家伙被我三下五下就捣鼓开了,心里面竟然也会有一种成就感。我读初二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先后回到北京。之 后,到了1976年,父母又先后恢复了工作。我们一家三口又团圆在一起了。可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想要再回到当 初那个平静温馨的时期已经不可能了。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常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父亲也因过度劳累,落下了 一身病。而我,在过了几年的没人约束的生活以后,已经放荡不羁,不服管教了。经常旷课、逃学,还编瞎话骗父母。每当父 亲或母亲劝我用心读书,要走正道,我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充耳不闻,实在不愿听了,就问他们:“既然你们怕我学坏,当初 又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每次一说到这里,他们就不言语了。唉,现在想起来,当初又怎么能怪得了他们呢,他们也 是身不由己啊。

  歧途

  1978年,王卫国高中毕业后,一直待业在家。他说那是自己经历的人生最困惑迷茫的时期。为了寻求刺激,也为 了躲开父母的唠叨,他又开始夜不归宿。到了半夜,凭借多年学会的开锁技术,他开始登门入室盗取别人家的钱财。偷了东西 ,不敢让爸妈知道,就一个人上街胡吃海塞,都挥霍掉。他开始感受到一种别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尽管很无耻,但同时也很 刺激。

  很快,我就落网了。1982年,我被劳动教养,1984年才又回到家里。这一事件对父母的打击很大,他们意识 到不能再让我这样放任自流下去了,必须把我的生活重新扳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那年年底,父亲托关系把我安排到某研究所 当一名印刷工人。可是,我一个从小野大了的孩子,父母都管不住我,何况一个我并不怎么看重的临时工作!

  这样的生活持续没多久,我又经历了人生中一件大事——我恋爱了。女友是某部属医院的护士,我们是自由恋爱,自 由结婚。当然,父母也都很满意。他们觉得她可以帮助拴住我的心。1986年年初,我和女友结婚,年底我有了儿子。按理 说,我也该知足了。可是,我没有。我不满意目前这种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生活,不满意日子里瓶瓶罐罐柴米油盐类的小事烦 着我,不满意每个月低薄的工资和清苦的生活,不满意没人注视的现状。我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1987年,我再次因盗窃罪被劳动教养,1989年才出来。妻子在我回来的当天晚上对我说:“小伟,一个人一 生可以错一次,两次,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下去。当初我和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说你有前科。可我觉得你已 经改好了,没想到你又这样。一个女人嫁出去,就希望终身有个托付,我不想你再一次地让我失望。这一次你要是再不改好的 话,我发誓再也不理你了。”我知道妻子的性格,她是说到做到的。从那以后,我也着实踏实了一阵子。因为被劳动教养,我 原先的那份工作也失去了。我四处找工作,给人打零工,生活很是清苦。孩子三岁大了,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吃零食买玩具,也 嚷着要买。烦得我头都大了。我的收入不固定,妻子的工资也不多,居家过日子什么都得花钱。

  1990年,我遇到了一个在劳教所里认识的朋友。他得知我没正经工作,就让我跟他干“发财的事儿”。我知道他 说的是什么,当时没敢答应他。回来后反复琢磨了几个晚上,我又想冒险试试。可是,我现在才明白,我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 是喜欢冒险。做什么事情都不计后果,不替别人想想,最终,落得失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了。

  1990年8月,我再次被捕。不过这次没有那么幸运。我陷得太深了,因为我和同案犯都有前科,属于惯窃,又都 属于入室盗窃,是重罪。结果,1993年12月终审裁定,我的同案犯被判死刑,我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妻子对我不 顾她的忠告和警告彻底失望,在我接到死缓判决的当月,就与我办了

离婚手续。7岁大的孩子由妻子来抚养。

  我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代价

  外面的天空又阴暗下来了,仿佛一张巨大的黑幕罩在了屋顶上。屋子里很静,王卫国的双手拢着那只盛水的纸杯。我 给他添上水,他再次地起立对我说谢谢。

  我问了他一个从一开始就很想问的问题:“你从被捕到现在都已经16年了,可是余刑仍有14年。一般的死缓犯人 在监狱里服刑十七八年就出去了,你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王卫国尴尬地笑笑:“因为我在监狱里又干过蠢事,走过弯路。”

  1994年我来到二监服刑。想到自己二十多年的时间将要在监狱里度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哇?由于我的事情给妻 子的打击实在太大,1995年,她的神经出现错乱,在医院里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这都是我害了她,是我毁了她一 生的幸福。

  1997年的8月,我接到父亲写来的一封信。信里面说:妈妈的身体检查出了癌症,必须要开刀做手术。看到这些 ,我整整哭了一天。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着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妈妈了。那一刻,我想到了逃跑。 当时我就想,只要能再看上妈妈一眼,不管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值!

  一个深夜,我和另外两个犯人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厕所,用事先藏匿好的锯条锯窗户上的铁栏杆,锯了很长时间没锯 断。看看天快亮了,我们又偷偷地回到床上,打算第二天接着锯。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早上起来就被人发现了。我们 被隔离审查,之后侦查、开庭、审理、宣判。1998年2月,我们因犯脱逃罪各被加刑两年。隔离的半年里,我与亲人失去 了联系。我不知道母亲的病情怎么样了,手术做了没有,做得成功吗。我心急如焚。那时真得感谢监狱和分监区干警,他们在 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马上安排我到教育科去拨打电话。分监区干警每周带我去打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还好,母亲的手术 做得非常成功。父亲也安慰我,不要着急,要安心改造。我的心这才踏实下来。

  我知道这是老天在给我一个警示,同时也重新给了我一次机会。他在告诉我,不能再辜负父母的亲情,而我,则要抓 紧时间,和时间赛跑,争取尽快减刑回家孝敬老人。

  重生

  此后,王卫国彻底踏实了下来,他说自己目前的任务只有一个:争取减刑,早回家,孝敬父母。

  父母如今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们都是要强的人,因为离休早,打我出事以后,就再没有去单位一次。就是邻里 之间,也不常来往。二老只能相互扶持,度过风烛残年。

  还好,前妻有情有义,经常带着孙子回家看望他们。为了把我们的孩子拉扯大,前妻自从和我离婚后,至今没有再嫁 。每年到我生日的时候,她也没忘记日子,提前会给我寄张

贺卡来。我不知道她这么多年一个人拉扯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她 也从没有在信里面提起过。她的生活很是清苦,可她仍不时给我寄钱来,告诉我别不舍得花。我知道我伤透了她的心,不敢再 奢望什么。我现在只是后悔,后悔我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份弥足珍贵的感情呢?

  有一点,前妻至今始终不松口。我和儿子分离16年了,我被捕那年他才7岁。我十分想念儿子,想要和他见上一面 。前妻写信对我说,因为我犯罪入狱,因为儿子的生活里没有一个爸爸,同学都笑话他。她请我不要再打扰孩子的生活,作为 母亲,她有责任保护她的儿子。我理解前妻的意思,只是有时看到别的犯人的孩子给他们写信来,或是来监探望,我还是忍不 住地想我的孩子。唉,16年了,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

  去年,前妻给我写信来,告诉我儿子考大学了。考了578分,被北京理工大学录取了。他不去,又到北京四中复读 一年,而且还说考不上清华、北大就不上其他的大学。我知道儿子有志气,出息了,比他爸爸强多了。我的父亲也常说我给祖 宗丢尽了脸,现在孙子又把脸面找回来了。看到儿子出息成这样,我的心里也知足了。

  说到这里,我看到王卫国的脸上一片宁静,我知道他正沉浸在对亲人想念的幸福之中。这是在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惨痛 教训,经过了十几年的铁窗生涯以后才领悟到的人生挚爱,也但愿他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格外珍惜。

  最后,我问他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期待,他想了一会儿,说:“我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希望他们能等到我回家的那一天 ,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孝敬他们一次;希望我的前妻再找一个能疼她爱她珍惜她的丈夫,不用再为这个家遮风挡雨担惊受怕;希 望我的儿子有出息,走正道,对他爷爷奶奶好,对他妈妈好;希望自己再努把力,早点回家,将来做个平凡的人,好好劳动, 孝敬父母,同时在背后默默地关心和祝福我的前妻和儿子,希望他们一生都幸福。”

  (文中人物系化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7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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