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恶搞要不要讲人道

　　戏仿，无罪；娱乐，无罪；创作，无罪。当不正义、不人道、不道德、不节制成为呈堂证供，恶搞，有罪。

　　文/黄俊杰

　　在2006年的网络生活，雷锋、李宇春、郭德纲、赵本山、葛优、潘冬子以及铁道游击

队队员，突然全部都通过“恶搞”这道工序成为网民娱乐的调味品。到了8月，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互联网的视频上传的许可证、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恶搞”等不良舆论的消息成为一根针对恶搞的大棒，“以后还有没有‘馒头’？”成为中国热门话题。

　　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中国人突然发现了“恶搞”带来的创意和欢乐，那么当这股旋风刮到“红色经典”的大厦时，终于出现声讨它“罪恶”的强大阵营——起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面对“红色经典”被恶搞，态度便是:“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事情。”

　　“娱乐大过天”是互联网的万有引力，拿些严肃的事情开涮，一向是互联网标榜的自由表达。但当恶搞这个互联网的同志终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以后视频作品的发表将更为严格的趋势浮现，爱好拿崇高开玩笑的搞手们将不能继续肆无忌惮——戏仿，无罪；娱乐，无罪；创作，无罪。但当不正义、不人道、不道德、不节制成为呈堂证供，恶搞，有罪。

　　恶搞作者在中国好比是脱衣舞女

　　“打个不恭敬的比方，恶搞作者在中国好比是脱衣舞女，后排的观众希望她再脱几件，前排的审查官员却警告说暴露再多就可能把夜总会关掉。”香港人陈正果在《恶搞的限度与技法——观<大杀器传奇>和<美国战警>》中，描述过“恶搞”和维护网络秩序的矛盾。

　　陈正果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他认为那部被人视为“恶搞程度登峰造极”的《美国战警》，也没敢违反任何“政治正确性”标准，得罪黑人或是同性恋。所以，恶搞有伦理底线，超出了会犯众怒，吃力不讨好。

　　最近有网民发出“怎么感觉恶搞现在不是定义，而是定罪”的感慨。原因也许是恶搞触及了人们内心的雷区——在《“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中，铁道游击队员不幸成为带着脏话标签的参赛选手；而《“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则更过分，可怜的潘冬子成为了拜金主义先锋队员、潘石屹的儿子，连母亲都发着明星梦。

　　漫画家黄苗子说得不客气：“艺术上的夸张和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怪里怪气丑化英雄的做法，完全是两回事。”有人问胡戈对《潘冬子参赛记》的看法，他的意见和8月份的主流风向吻合：恶搞必须控制在观众无不适感的底线之内。任何社会都存在话语禁忌，恶搞不应突破这些禁忌。

　　恶搞的底线在哪里？

　　雷锋帮人太多过劳死、黄继光摔倒顺便堵了枪眼、董存瑞的死因是被炸药包的两面胶粘住了……网络上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和娱乐圈将“红色”变“桃色”的作案手法非常类似。

　　在《央视名嘴帮“毕福剑”给孩子起名》的帖子里，作者用王小丫、崔永元、罗京等各大名嘴的口吻，让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毕福剑的儿子，无端经历了“毕虎”、“毕免”、“毕恭毕敬”、“毕运”、“毕京”到“毕嘴”的过程。

　　在“安迪排行榜”中的“李宇春向鼎连体图”，自称试图说明“中性时代”来临，把李向二人称为“超级中性的连体宝贝”；网络的恶搞图片，将葛优变成长发“乖女人”，赵本山靠在郭德纲身上，范伟变成中年妇女……“玉米”和喜爱赵本山的大妈很愤怒，他们的回应是：这些图片想表达什么？能够表达什么？在意义的叛离下，有观众表示出现了恶心的症状。

　　连长沙的大饭锅饭店都以油画《开国大典》作宣传，画中加上了一句广告语“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恶搞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是日常用品。但恶心和有趣、恶毒和幽默、乱搞和创意、侮辱和讽刺、愚蠢和无厘头，不过是一线之差。总结声讨恶搞的人们的说法，恶搞存在底线，崇高精神不容侵犯、他人人格不容侵犯、优秀传统文化不容侵犯、观众眼球的健康不容侵犯，应该成为恶搞的“宪法”。

　　Web 2.0也要讲人道

　　“恶搞文化，虽然有其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必然性，但恶搞之后，我们仍需要寻找崇高。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在无根的状态下追求一种自由的发泄，那么这种冲动就可能反噬自身，并可能导致一个民族在不断的哄笑中最终迷失。”

　　在5月份的《环球》杂志上，作家郭松民的一段话让人们记忆犹新。当处处被扣上2.0的帽子，我们的人性尺度似乎并不需要向Web 2.0过于靠拢——正如法国人不会喜欢恶搞圣女贞德，美国人不会喜欢恶搞马丁·路德·金，雷锋生前的7位战友严正声明：“雷锋的初恋女友”不符合事实，有损雷锋形象和国民感情。

　　Web2.0也要讲人道。虽然Web2.0有自由、共享的特征，但不问原因的恶搞和对当事人的嘲笑，实在有失Web2.0的宽容。当陈凯歌突然面临网络的恶搞问题，他不能适应，即使“馒头”没有超出某些底线；《吉祥三宝》作者发出哀求：“求求大家放过《吉祥三宝》”，即使大家觉得那些各种版本的《吉祥三宝》非常好玩。近期出现的一些恶搞，甚至把残疾的人体当有趣，把个人的喜恶变成了一种谩骂，难免让正义人士磨刀霍霍。一份调查显示，七成网民珍惜英雄回忆。八一电影制片厂站出来了，央视站出来了，理性的网民站出来了，“以维护珍贵事物的名义”。

　　丹麦的3名主持人曾经因为在节目中“恶搞”，怂恿听众把蛋糕扣在面包店店员脸上，而被判有罪。 “恶搞”需要正确方向：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是一道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指向；小品《白毛女》中，黄世仁被设计成向杨白劳下跪，表示对“欠债的是大爷”的社会风气的异议；而流传甚广的《分家在十月》则假借《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虚拟了央视评论部内部的意见分歧，怎么说也有点社会意义。

　　恶搞的底线就是网络的底线，恶搞的禁忌就是互联网的禁忌。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法律和道德准则的执行时常受到挑战。但是，即使网民需要更多自由空间，即使年轻人热爱颠覆，在泥沙俱下的互联网恶搞潮流中，面对它冲击的人性尺度，所有恶搞的辩护人都无法逃脱共谋和没有责任感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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