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相对论

　　恶搞有理，恶毒有罪。一旦露出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恶搞能把创作和娱乐变成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

　　文/何树青

　　有三种事物，我们越想它越感到敬畏，这就是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和互联网上

的恶搞。

　　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比较权威。互联网上的恶搞，21世纪的网民比较有体会。

　　恶搞是什么？

　　恶搞早于互联网诞生。人有表达的需要和娱乐的本能，恶搞是一种实施手段。精确定义恶搞很难，但悖离原著(或原型)精神、跳脱常识认知的创作和创意，都可泛归于恶搞之列。

　　恶搞也有很多种——它是向偶像致敬，向严肃事物扔臭鸡蛋，是东施效颦，是狗尾续貂，是貌合神离的质变，是脱胎换骨的进化，是新艺术也是新武器，是发掘新趣味搞搞新意思聊博一笑，是气不过于是改头换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讽之，是个人的表达方式，折射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

　　恶搞是相对的

　　相对记录唐玄奘印度取经的《大唐西域记》，小说《西游记》是恶搞；相对《西游记》，电影《大话西游》是恶搞；相对《大话西游》，网络动画《大话G游》是恶搞。相对《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是恶搞；相对正经的三国学院派语言，易中天的《品三国》讲座是恶搞；相对大清历史，《鹿鼎记》是恶搞。

　　相对古典绘画，行为艺术是恶搞；相对米开朗基罗的基督，《尿中的基督》是恶搞；相对CNN报道布什，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是恶搞；相对明星，明星模仿秀是恶搞；相对《本能》，《本能3》是恶搞；相对奥斯卡奖，颁给最差影片的“金酸梅奖”是恶搞；相对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是恶搞。

　　相对黄健翔喊意大利万岁，接通电话之黄健翔解说版是恶搞；相对传统文坛批评，韩白之战是恶搞；相对要在网上搜索“肖邦”，周杰伦的《十一月的肖邦》是恶搞；相对人民币上印的“中国

　　恶搞不是恶毒

　　只要人需要娱乐并有娱乐精神，谁都不能把恶搞一巴掌拍死；但当恶搞日渐露出其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恶搞能把创作和娱乐变成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

　　在互联网时代，恶搞史无前例地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机会：原创的丰富(作品、新闻、名人及流行事物)和表达的自由(免费传播与共享、自由上载)。

　　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来临了。恶搞的百花也在齐放。好的恶搞拼的是创意，坏的恶搞拼的是恶毒。互联网没有门槛，但恶搞有。恶搞天然被赋予解构和娱乐的属性，却没被天然赋予恶毒的属性。当一群缺乏创意的庸才和无视道德底线而急于出位的人，为了赢得眼球和掌声，肆意蹂躏着经典和经典人物本身的人格坚持时，他们其实正在杀死恶搞，杀死

　　恶搞的作者、读者与受害者

　　生于1970、1980、1990年代的人，对“

　　年轻人是互联网上恶搞作品的主力作者和主要读者。以网民娱乐网民的姿态，恶搞看上去很美——不需要大智慧，小聪明就够了；不强求原创，解构原创或“去偶像化”就够了；不需要审稿，发送就够了。在年轻人占主体的中国网民的语境里，恶搞不与主流文化和主流话语为伍，而刻意保持着一种具有娱乐色彩的“我反对”的姿态，利在表达，功在宣泄，胜在有趣。

　　但恶搞并非没有受害者。恶搞的受害者不是指恶搞作品的主人公(如陈凯歌与潘冬子)，而是指那些成为娱乐牺牲品的观念、信念和价值观。我们经常以局外人的口吻忧心着这个时代道德底线和价值观的分歧，而拙劣的、以诋毁为格调的恶搞正使这一切变得更糟——似乎只要冠以恶搞的名义，只要不触及爱国与攻击政府的问题，人人都有权攻击与嘲弄一切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

　　我们并非开不起玩笑，但作为姿态的反崇高和显个性并非值得夸耀。如果恶搞继续拼恶毒，有一天，我们将全都不能幸免地成为受害者，正如今天，我们受制于海啸、恐怖主义、全球性高温和能源压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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