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中的“逗号绊脚石”

　　—评富士康“3000万天价索赔案”

　　-徐迅雷

　　这是一个在2006年初秋轰动神州大地的天价索赔官司：因为报道富士康“超时加班”的两位记者个人遭到了30 00万元的索赔。台湾巨富郭台铭属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

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 财经日报》两名记者提出如此的天价索赔，而法院立马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两记者则撰写博客文章，指出法律保护新 闻不力。(8月29日《新快报》)

　　然而，很快风云突变，“奇峰突起”：原告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降为象征性的1元，记者个人财产解冻，同时 ，记者所在的报社也被列为被告。(8月31日《南方都市报》)

　　公众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回过神来，结局就出来了：9月3日，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社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达成 了和解，原告宣布了撤诉(9月4日《北京青年报》)。这个因“3000万天价索赔”而引起轰动的案件，自此画下了句号 。

　　尘埃落定。但这个“为期一周”的案件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要密切注意

　　深圳市中院的动向

　　富士康是否“超时加班”、是不是“血汗工厂”，不是我们旁观者所能鉴定的；而提起司法诉讼，索赔3000万也 好，索赔3000亿也罢，当然也是富士康的权利。对于向记者个人索赔3000万的做法，著名法学家贺卫方不客气地说， “这是一种震慑、淫威，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其他的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在我看来，欲施“淫威”是容易的，而想“ 震慑”其他媒体则绝非易事。富士康若是期待噤若寒蝉般的“寒蝉效应”在其他媒体普遍发生，今后媒体记者不敢再继续揭露 “血汗工厂”，这大抵是痴人做梦，是在羞辱中国媒体的良知与智商，是注定不可能“圆梦”的。

　　公众现在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于原告富士康身上，我以为并非正确路径。富士康即使被“万箭穿心”，弄得“体无完 肤”，那也不过是一个司法案件中的“挡箭牌”；司法公正这一道最后的防线能否守住，不是看富士康是否“淫威”巨大，而 是要看审判案件的法院。受理这起天价索赔案件的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完成了“两步曲”：一是立案，该案的诉讼对象 竟然不是报社而是记者，记者发稿是职务行为，这么一起诉讼对象完全错误的案件，就这样荒唐地“立”起来了；二是查封， 法院受理此案后，竟然立马就做出了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记者个人的财产。

　　匪夷所思！连诉讼对象都搞错的案件，竟然已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荒谬得无以复加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羞辱 中国公民的法治智商。从今天开始，请公众密切注意深圳市中院的动向，看看他们在走过荒谬的“两步曲”之后，还要迈出什 么样的步子。

　　我们首先要提防“金钱审判”。大作家罗曼·罗兰早就以他鄙视却不失从容的口吻说过：“审判是只要有钱就可以颠 倒黑白的技术。”被金钱所滋养的法院，即使不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光是拿拿那诉讼费就爽歪歪了。这次诉讼人自恃财力 强大，于是狮子开大口，天价索赔3000万，这正中法院的下怀，因为受理这种案子是按标的额来收取诉讼费的，主张的越 多，它的收益越大。可想而知，若是施行“金钱审判”，那不仅是在羞辱公众的智商，而且也是在羞辱断案者自己的智商。

　　其次我们要提防“权力审判”。如果法院在审判这起案子时是被“领导”的，那么“独立审判”和“司法公正”根本 就无从谈起。企业是能够创造GDP的，权力如果出面倾力为企业“保驾护航”，“葫芦僧”就乐得判断“葫芦案”了，就可 以挥洒它的“自由裁量权”了。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曾说：“裁判官需要四种品质：专注地倾听，圆满地回答，冷静地判断 ，公正地裁决。”公正的司法审判，必然是一种救济，而不是一种帮凶，更不是一种权力的寻租。

　　人大监督法刚刚颁布，其监督对象可是“一府两院”，法院的司法权力是必须受到监督法监督的。尽管该法明年才施 行，但法律已颁布，法条已展示，我认为具体的监督工作完全可以先行起来。建议当地的人大把这起案件纳入全程监督，把深 圳市中院的作为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看它今后究竟是“拆招卸力”我行我素，还是公正执法守住底线。

　　1993年的那个“解答”

　　该修改了

　　8月29日，新华社记者就此案件联系采访深圳中院，遭到拒绝；当天，记者采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办负责人 ，得到答复：深圳中院在看到媒体相关报道后，主要领导人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立案庭又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手续，认为 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鉴于此案引起的反响巨大，深圳中院将加快此案审理进度，“快立案、快开庭、早日审 结”。目前此案已经立案，正在办理相关手续，起诉书很快将发到当事人手中。(据新华社广州2006年8月29日电)

　　这是一起中国大陆迄今为止向媒体索赔金额最大的名誉侵权案，也是首例没有起诉媒体法人直接起诉记者并冻结记者 私人财产的案件。鸿富锦公司的代理律师答复说：舆论对此案的质疑是不对的。

　　说“不对”，无非是有这么个“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3年发出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说：“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 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 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我建议关心此案的中国公民们，一定要找来这个1993年8月7日面世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看一看，而且把1998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02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起拿来瞧一瞧。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全都是一问一答的模式，这就是中国式“释法”的典型文本， 其不缜密的程度，还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让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1993年这个版本中的“条文”。这是其中的第六个问答，问的是：“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 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然后有了那一番回答。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 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这个“应根据原告的起诉”(请注意这个“应”字)，就是把法院立案的权力在一定程度 上“让渡”给了原告。然后是条文中的两个分号，列举了三种情形，第一是“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第二是“只诉新 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第三是“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 ，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这三者之间的概念是交叉的，逻辑 是不通的。或许，这里的“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的“但”字前面的“逗号”，应该理解为“句号”？

　　本人长期在媒体工作，当然清楚“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之间的主次关系和逻辑关系，清晰的关系表述应该是：

　　“新闻出版单位”是“主”，“作者”是“次”；“新闻出版单位”为“一”，“作者”可能有“二”，即：“作者 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者即记者是新闻出版单位的“员工”，或“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非隶属关系”—作者是新 闻出版单位的“通讯员”。

　　从新闻出版单位和作者的“主次”关系看，所谓的“新闻报道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主要责任对象无疑是“新闻出版 单位”，新闻出版单位必须要负主要责任，而不是把“作者”推到“第一线”，单独成为“被告”；尤其是作为记者的作者是 新闻出版单位的员工，更不应该、不可能单独成为“被告”。

　　所以，对于“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不应该“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而应该确定“新闻 出版单位”为惟一被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作为“新闻出版单位员工”的记者，不应该成为单独的被告。若作者 是通讯员，他要损害被报道者的“名誉”，不通过“新闻出版单位”，其实也是无法实行的。

　　所以，对于“因新闻报道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这样的问题，准确的回答应该是简单而惟一的：“新 闻出版单位确定为被告”。

　　如果硬要把作者拉进来，那么，应该将原来的答案修正为：“因新闻报道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将新闻出版单位确定 为被告。对新闻出版单位和作者都提起诉讼的，如果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 位为被告；如果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属于非隶属关系，新闻出版单位应列为第一被告，作者列为第二被告。”

　　再再不济，也要将“但”字前面的“逗号”修改为“句号”。也就是说，“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 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是独立的一种情形。这样就避免了一种歧义的产生。

　　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是否属于“隶属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媒体刊播报道时，署为“记者”的，一概视为“隶属 关系”；而署为“通讯员”的，一概视为“非隶属关系”；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署为“特约记者”的，亦应视为“隶属关系 ”。

　　还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就是没有署为“记者”、“特约记者”、“通讯员”的，甚至只署了一个笔名的，根本就无法 清晰地鉴定作者的身份，则应该一律将作者与单位视为“隶属关系”，只将新闻出版单位确定为被告。

　　1993年的那个会产生歧义理解的荒谬“解答”该废止了，或者，至少该好好修改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常识 层面就能判断其荒谬的向记者个人索赔3000万之类的诉讼；更重要的，是避免那“漏洞”法律自己被人任意恶搞和玩弄。

　　现在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语焉不详、照顾不周、歧义丛生的所谓“释法问答”，才是最根本的对中国公民法治智商 的羞辱！法律不够，问答来凑、“释法”来凑—在法治文明中艰难前行的中国司法，何时才能摆脱这种情景？

　　法规中“逗号”

　　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天价索赔3000万”案件中，记者成为被告而报社没被列入，“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3年发出的《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六条回答。

　　对于这个回答的理解，不仅在法学家那里，在律师那里，也在时评人那里，在普通百姓那里，引起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它的歧义主要来自“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这一句，其语义 是不是对前面所有列举情形的转折，还是仅仅只对第三种情形—即“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 单位均列为被告”的转折？从字面上理解，是后者；从立法本意看，是前者。

　　比如8月29日《红网》刊发的评论《天价索赔前，这几个问题搞清楚没有？》(作者刘苏华)就是理解为对所有列 举情形的转折，作者所以说：“司法解释明明规定只列单位为被告，现在为何独诉记者而忽视报社？”人们从常识出发来判断 ，当然应该是“只列单位为被告”，而不是把行使“职务行为”的记者个人给列为被告。有律师也是这样看，比如新华社报道 说：“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马光远认为，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受报社委托的。而此案 当中，富士康下属公司诉讼的对象不是媒体本身，而是记者，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可是这起事件中，原告和受理案 件的法院，看法恰恰相反，所以深圳中院立案庭“又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手续”，认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 。

　　这次“告记者”成为富士康的“诉讼策略”(见8月30日《南方都市报》)，钻的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法律漏洞 ”，而这个“漏洞”实在“漏”得太可笑，可笑得让人鄙视。

　　设想一下，这个第六条解答中，“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 告”这一句前面不是一个逗号，而是一个句号，会有这样如此不同的理解吗？

　　从语义理解看，是那个“但”字前面的“逗号”成了“绊脚石”。汉语里头，经常会出现“但”字前面用“逗号”、 “逗号”前面有“分号”的情形，而这个“但”字的语义却是对前面列举的所有情形的语义总体转折，比如这样的句子：“有 3个男孩来应聘。他是张三，才18岁；他叫李四，19岁；23岁的王五年纪最大，但最终谁应聘成功现在还不知道。”

　　你不能不佩服汉语的此般“复杂”。汉语标点符号中的“点号”，是有语气停顿“级别”的，通常就是句号大于分号 ，分号大于逗号，逗号大于顿号；但实际运用中，“点号”经常有“升级”使用的情形，就像这里“但”字前面的“逗号”， 就是一种“升级”使用的状况，“级别”比前头的“分号”要高，就相当于“句号”。汉语是丰富的，丰富却也造成不少的麻 烦。

　　小小逗号，在法律法规里头关系重大。有一个著名的逗号废存的例子，发生在2004年我国修宪的时候。2004 年3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删除了原来草案文本 中的两个小小的逗号；大会主席团为此还向代表们提交了长达450余字的解释和说明。

　　草案中的相关表述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在审议时，有火眼金睛的代表发现了问题。因为“并给予补偿”前头有个“逗号先生”存在，就产生了歧异。如果“ 依照法律规定”只约束“逗号”之前的“前半句”，而没有约束到“逗号”之后的“后半句”—“并给予补偿”，那么，这是 与宪法修正案的立法本意相违背的，“给予补偿”就可能成为不“依照法律规定”的随意行为。所以，最后定稿变成了：“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是一个“献身”的逗号。今天，对于《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的那个“但”字前的逗号，也应该 修改为“句号”了，否则显然与法理常识及立法本意是相违背的。这样就成了：“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 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 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 只列单位为被告。”

　　当然，这是最不济的修改，但至少让“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 被告”成为了独立的一种情形；搬掉了一个“逗号绊脚石”，避免了一种歧义理解的产生。

　　否则，对于《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六条这样一个像司法解释又不像司法解释的“解释”，难道也 得来一个“司法解释”乎？！

　　请关注“敬意”

　　与“歉意”之外

　　真是不打不相识。9月3日，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社这对“冤家”，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达成了和解，原告宣布 了撤诉。由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轻松地“避免”了麻烦。

　　在联合声明里，双方先互致“尊敬”，然后就该事件给对方所造成的困扰，又互致了“歉意”。这个因“3000万 天价索赔”而引起轰动的案件，自此拉直了问号，画下了句号。

　　早已有论者提问：我们是不是被“富士康”们忽悠了？忽悠与否，其实并不要紧，因为即使是“忽悠”，那人家走的 也是合法的司法之道，你最多只能进行道德层面的谴责。亦有论者对曾经成为被告的两位记者的“软弱”表现表示遗憾，希望 他们能够提起反诉，现在显然不可能了，再继续纠缠于案件本身，意义似乎也不大了。

　　但是，如今真的可以什么都“了结”了吗？在“敬意”与“歉意”之外，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请注意联 合声明最后一条的后半句话：“双方同意携手合作为创建和谐社会，并增进劳工权益而努力。”这半句话很重要，因为“官司 环形道”绕行一圈后回到了重要的起点，那就是“劳工权益”问题，而这个问题才真正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创建。

　　“劳工权益”问题，集中反映在“血汗工厂”四个字上；公众利用这次讼案，对“血汗工厂”现象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而“血汗工厂”无论是哪一家企业、无论是何处的企业，都是必须予以坚决制止的。有关职能部门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广 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在去年和今年，就先后两次曝光了“血汗工厂”。2005年9月23日，就是《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省内20家“血汗工厂”进行了公开谴责；而在两个月前的2006年6月23日的《信息时报》 报道说，该部门再度对30家“血汗工厂”予以了曝光。

　　“血汗工厂”普遍存在严重超时加班、恶意拖欠工资、甚至雇用不满16岁的童工等违反《劳动法》的现象；而且， 还不仅仅是“加班加点”，往往还有拖欠职工工资以及不交社保等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这回被曝光的广东30家企业，拖欠总 额就达到了2181万多元，这样的“血汗工厂”其实还是“吸血工厂”。一个企业，不仅仅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它还有种种 社会责任；只记前头、忘记后头的企业，是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的。而监管这些忘却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仅是媒体的责任， 更是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工会组织的责任。媒体和记者在监督过程中，当然要力求真实与准确，不能胡乱用力且“用力过猛”— 只有“精确制导”的打击，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而职能部门最忌成为看戏的“旁观者”。

　　富士康如此布“迷局”、玩“蹦极”，把官司捣鼓得像坐“过山车”，它这样折腾，或赢得了危机公关，或输掉了社 会道义，得失的精妙算盘反正它自己会打，公众像网友那样愤愤地说一声“我顶你个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骂人的经典 台词)，也就罢了；但是，对于依然存在于中国大地的“血汗工厂”，仅仅骂一声“我顶你个肺”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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