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入世过渡期终点的门槛上

　　站在入世过渡期终点的门槛上

　　本刊记者 徐浩程

　　2006年10月24日，在欧盟“对华新政”新闻发布会召开前，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告诉中国媒体，“中国加入WTO已经5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拉米蛋糕”最

恰当的注释，国际社会再次提醒中国，还有不到50天，中国将跨越过渡期的门槛。

　　尽管中国入世原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叹言，“中国人离WTO越来越远了”，但每到入世周年，“入世给中国带来什么”等话题总会被提起，答案也大都围绕产业得失展开。

　　其实，从WTO对他国产业影响的经验来看，这些仅仅是阶段性的问题与不完整的答案。站在入世过渡期终点的门槛上，也许我们更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入世的本义———以入世促发展。而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长一点，可以看到入世归属的是“开放”这一漫长的传统。正是基于此，中国在1986年夏做出的选择才被视为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

　　1986，叩关入世

　　“关于中国入世五年的话题，总令我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2006年9月，WTO总干事拉米在上海聊起了中国历史，“在唐朝鼎盛时期，丝绸之路承载着东西方文明，把当时先进的中国科技传播到欧洲，那时开放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入世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我想，你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开放的中国。”

　　的确，大唐的开放给中国封建历史描绘了鲜艳的一笔，在庞大宏伟的长安城里，随处可见牵着骆驼的阿拉伯人，穿着木屐的东瀛遣唐使，还有来自西域的异族人群。但后来的闭关锁国也让国人沉浸于惊愕、屈辱、自责之中，挥之不去。当然追溯开放的传统，最不能忘记的还有1978年响彻大地的改革开放之音。

　　开放，在中国拥有一个漫长的传统，可以追溯的东西太多。但如果仅将关贸总协定(GATT)与WTO作为观察这一传统的细胞，则可以追溯的时间是1986年。1986年，新中国第一次与GATT握手。

　　1980年8月26日，合众国际社日内瓦的一份电稿如此写道：“中国可能在准备谋求加入……GATT。表明这一行动的迹象是，今天在日内瓦开学的法语训练班中有一位中国外贸部人员。”尽管在这前后中国的确离GATT越来越近，但这一迹象直到6年后才最终变为现实。

　　1986年7月10日，一份340余个英文单词的申请被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钱嘉东大使递交到GATT。自此，记载这340余个单词的两页薄纸，便开启了复关入世这件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也让中国饱尝了谈判十五年的艰辛。

　　从GATT到WTO，不管国运如何变化，政治如何跌宕，品味十五年叩关入世历程，清晰呈现的，不仅有被时间灰烬遮掩的艰辛，更有隐藏于后的开放传统，而其中对开放的诉求有个明显的变化轨迹。

　　1980年至1984年，在改革开放被正式提出后，一场围绕对外经贸的大讨论在学术界展开。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的解放，对外经贸逐渐被摆到国民经济战略地位加以对待，而复关则成为当时发展对外经贸的重要手段。

　　虽然，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与提倡自由贸易的GATT可谓水火不容，但有两个数据使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对GATT的态度：GATT成员方贸易总量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量的85%；中国与GATT成员方贸易量占当时中国全部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中国不管是否参加GATT，其规则对中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此，正如首任贸易谈判代表沈觉人所言，当时决策层普遍认为“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对中国有利”，而这个利更多是站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立场上而言的。

　　对开放的经济诉求一直延续到1992年，当年11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GATT副总干事以及各国GATT专家参加的“GATT与中国”高级研讨会上，其议题仍仅限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反倾销、反补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等经济内容。

　　但这年之后，中国对复关入世这一开放形式的诉求正慢慢改变。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经过14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后，改革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但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却遇到了40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市场壁垒、行业垄断、部门利益、观念障碍……这些均使1994年之后的市场化道路显得异常艰难。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也频遭有形或无形的歧视，比如美国一年一度审议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这一切都促使决策者寻找一条新的破局之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告诉《决策》：“当时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在改革受到既得利益制约的情况下，需要寻找一个体制外的压力也就是国际经济体制给我们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被确认为是一条破局之道。2001年在中国入世前夕举办的“诺贝尔经济论坛(北京)”论坛上，“法制建设：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强化政府公共职能”等与经济关联不大的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重点，“开放倒逼改革”开始在坊间流传，中国对开放的诉求完成蜕变，入世成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从单纯的经济意图到改革的新动力，国人在逐渐认识、重视GATT与WTO的同时，也诠释了此间中国开放的历程，而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长一点，在GATT与WTO这个细胞中，这个历程可以追溯得更远。

　　金问泗的1946

　　1946年，作为整个民族，中国第一次与GATT握手。

　　1946年10月15日，作为GATT成立前的筹备会议，联合国贸易与就业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代表当时国民政府出席筹备委员会的首席代表金问泗表现得十分积极，不仅当选为会议第一工作委员会主席，而且发起组建了第六工作委员会———工业发展联合工作委员会。

　　作为国民政府的首席代表，此后金问泗还参与了筹备会议第二次会议、正式会议等在GATT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并向国民政府呈递了一份长达万余字的意见书，认为“条文中对于我国目前状况尚能配合而对我今后权益不无相当保障”，力主接受《关贸总协定》。

　　金问泗的心态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反映。当时国民政府意识到“既不能与苏联集团采同一立场；倘于各民主国家之经济合作活动，亦复拒绝参加。势必完全孤立，自非时势所许。”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筹备委员会参与国的国际贸易总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70%”，是当时国际贸易主要力量的代表。

　　整整40年后，即1986年，中国提出复关。在这两个时期的观察家们分别看来，这两个时期各自的行为在当时都显得顺理成章。但在今天，当把这两段历史放在一起考量时，相似的出发点不得不感叹于历史惊人的巧合，不过巧合背后确有一个深层的逻辑。

　　“在世界加速变化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积极地参与进去，那么国家的内部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王勇告诉《决策》，“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来促进本国发展，其结果就将会是内部危机、矛盾越积越多，而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就必须开放，不管这种开放是基于经济意图还是政治目的。”正是因此，1946年与1986年才会发生惊人的巧合

　　中国在不同时代两次与GATT握手，均试图通过开放在国内国际两个范围之内寻求一个好的平衡点，只不过前者最终选择了离开，而后者则以此成就了中国的“第二次开放”。

　　第二次开放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2002年2月，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在北京召开，自此，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关于WTO规则的培训运动拉开序幕。据当时香港文汇报报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2002年春节后在香港总商会演讲的开场白就是，中国政府官员过年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有关WTO的学习。

　　有人说，入世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加入一个组织吗？但是在一个“搬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度里，突然打开国门，不仅自己要搬许多桌子，还要别人来搬，这就怎么高估它的意义都不为过了。

　　“过去也讲对外开放，但入世让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开放。”王勇告诉《决策》，“第一次开放以1978年为标志。当时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基本上是按照国内议程来开放，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自认为适当的领域，以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速度，来选择开放，这是第一次开放重要的特征；第二次开放则以入世为标志，此后，中国的开放就不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了。”

　　对此，薛荣久则更愿意用阶段性来划分这段历史，他告诉《决策》：“中国的开放是有阶段性的，入世后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决策层的判断是“入世后，我国将更全面地发展开放型经济，一是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内有限的局部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二是政策性的开放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三是由单方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间双方的、相互的开放。”

　　不管是用第二次开放还是用开放新阶段来标注入世之于开放的意义，入世后中国的确获得了巨大发展。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报告称，中国每年从入世中获得的收益是406亿美元。世行该课题负责人迪帕克·巴塔萨里进一步阐释到：“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750亿美元。”此外，该报告还称，入世将有助于中国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入世后的改革将导致大约600万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寻求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将会提高。

　　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郑志海也告诉《决策》：“这五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变迁最快的时期。单就贸易额而言，几乎一年一个台阶。”

　　而更为重要的是入世对中国改革的外在推动。获得WTO成员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因此，入世使我国经济改革纳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轨道。简单而言，对外开放时承诺的时间表，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用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即从简政放权走向法治规则，从优惠泛滥走向统一透明，WTO的推力与此方向相同。

　　过渡期结束：重返“原点”

　　2006年9月，“中国入世五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此前“纪念中国加入WTO五周年”论坛在北京举行，而再过几天，另外两个纪念入世五周年的活动将分别在北京与上海举行。从各活动举办单位可以看出，这些还仅是民间或半官方的活动。作为中国对内、对外贸易的“总管家”，商务部已拟定在12月5日，邀请十位经济与WTO方面的权威专家开会，对中国入世五年进行总结并分析下一步的走势。

　　相对入世其他周年而言，站在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的门槛上，我们的确更应慎思入世过渡期结束究竟意味着什么？

　　“过渡期结束内在的标志是什么？含义又是什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间教研室中，陈泰锋博士用年轻人激动时特有的语速与其导师薛荣久进行着探讨，并再次将问题抛给《决策》。

　　“所谓过渡期是说五年来中国要按照入世承诺书来办事。那么，过渡期结束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以后中国的开放依据是什么。”陈泰锋告诉《决策》，“过渡期内的开放依据是入世协议书上的承诺。入世承诺摆出了时间表，厚厚一叠，每年要完成什么都清楚地写在上面。现在，过渡期结束了，中国的承诺履行完了，那么结束之后开放依据什么呢？”

　　“过渡期结束后，开放不再依据承诺，而又回到中国自主开放上来了，开放又重回“原点”。这才是过渡期的本质与含义，也是过渡期结束的标志。”陈泰锋向《决策》强调。

　　过渡期结束后，作为改革开放中一种显著的外在强制动力，WTO的阶段性使命宣告完成，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时间表摆在面前，而需要中国领会WTO规则自主作为。但“今后的改革开放仍建立在WTO规则下，不能违背WTO的一般原则，比如非歧视等。中国必须符合这些规则。”薛荣久告诉《决策》，“虽然入世承诺已完成，但以后的开放一定是在WTO规则下的开放。”

　　其实，如果仔细辨认过渡期间我国在开放乃至改革方面的举措，会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界线将之一分为二，一边是履行入世承诺，而另一边是根据市场化进程内在需要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前者如允许建立合资基金、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