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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文化批判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7日23:21 新周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

  文/谭山山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英国作家赫胥黎1932年在《美丽新世界》中
所作的警示,很可能成为现实: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历史也不过是废话而已;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探究;文化则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娱乐至死》写于20年前,如今,这一切已然发生。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宁愿用笑声代替思考,而不会去想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有研究者经过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少年的价值观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经历了重要变化,朝一个更强调个人取向的方向发展,而且这种个人取向的价值观正在由雄心壮志、奋斗进取逐渐向追求个人自我的舒适与快乐价值观转变。

  过把瘾就死

  把一切都变成娱乐,只会加速它的消亡。因为意义一旦被消解,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一个话题被人们迅速挖掘又迅速抛弃,并飞快地投入到下一个话题的挖掘中,如此周而复始。

  对意义的解构,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其中又以王朔式的“过把瘾就死”和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为代表。王朔的意义在于,他不仅消解“作家”的神圣身份,而且把日常生活话语引入写作中,正统的书面语则成为他调侃的对象——这在网络媒体发达、人人都有发言权和传播权的今天得到了加倍的放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朔称得上是恶搞先锋。周星驰则比王朔走得更远,他解构一切、嘲笑一切包括自我解嘲,放弃一切价值观,以一种好玩为上的姿态成为了新的精神偶像。“快乐才是自己的,有了一切,不快乐也是徒劳”成为新世代的心声。

  另一方面,新世代身处一个物质空前丰富、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使他们得以充分表达自我、肯定自我。同时,这又是一个分散、多元、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大众对生存理念、生存方式的诉求缺乏统一性和恒定性,但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利于个人取向的发展。追求物质享受,注重即时的快乐、快感,奉行功利的实用主义和“过把瘾就死”的享乐主义,也就成了新世代价值观的特征。既然都是凡人,所要求的也不过是凡人的幸福而已。就连爱情,也像冰淇淋、快餐、可乐等物质一样,成了“即时可用”的东西,用完就完,绝对避免要死要活的曲折和缠绵。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正是边沁给“功利”所下的定义。

  公共话语也在为娱乐至上的潮流推波助澜。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有了快感你就喊

  就像哈利·波特在使用活点地图前必须抱着恶作剧的态度先说一句“我发誓绝不干好事”一样,有些恶搞者也这样宣告自己的动机:“我谨以娱乐的名义恶搞,决不抄袭,决不诽谤,决不伤害他人的感情。”而快乐,或者更确切地说,快感,就是恶搞的唯一理由。

  快感作为一个概念,如今已经无法局限于人的感官世界,而是进入了更大的社会体系当中。它全面渗透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结构及其过程之中,不仅构成了快感对生产方式的促进和改造,也发展出一整套关于快感的产业。快感经济,快感文化,甚至可以说,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是一个快感社会了。因为以快感原则为导向,一切可以消费或者不能消费的资源,包括个人情感、梦想、欲望、生存状态乃至人际关系都被纳入工业化的批量生产体系中。

  从个人角度来说,过去基于各种名义对身体的压抑,今天已经转变为对身体的强调,再没有什么比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更重要的事了。快感似乎成了人们生存的唯一目的,不但主动地寻求快感,也给快感附加上利益化诉求。比如说在2005年投入地当一回“玉米”、“凉粉”或“盒饭”,于己固然是一场情感的狂欢,而“超女”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应,在论者看来实际上是实现快感的交换价值的幻梦经济。“好男儿”选秀活动火爆也是同样的道理,以快感的名义,理直气壮地消费男色。

  各种技术、市场手段和传媒文化正在通过大量物品与符号,大规模地进入、改造和建构我们的器官、环境和生存体验,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快感化。以专为人的快感享受及其再生产服务的文化和娱乐产业为例,现有的文本性或作品性体系如畅销小说、电视和电影的情节模式得到进一步完善,新的符号性文本如在线互动游戏、博客、播客等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被创造出来。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影像文化在当代的发达,在其所营造的景观化世界中,人们与外界形成了一种观赏、娱乐、不断更换、不再久留的关系。

  赫胥黎的救赎

  在《美丽新世界》的结尾部分,闯入这个没有蚊子和苍蝇,也没有一切不愉快的东西的

完美世界的野蛮人,向其主宰者要求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东西:“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还有书、眼泪,甚至“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发生的事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赫胥黎设置这个情节不是为了别的,尽管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被设定在“快乐”的常态,但为了一味的快乐而拒绝其他选择,那就太不正常了。赫胥黎更为担心的是,人们将毁于他们所热爱的东西。

  当然,拒绝痛苦远比拒绝快乐容易。在全民娱乐的趋势下,作为个人难免随波逐流。但我们至少应该警惕,如果一种文化是“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尼尔·波兹曼语),那它的前景可不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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