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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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我也写过不少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越深入，我就觉得大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有危险的。我更倾向于我们应该摆脱这样一种语言模式，我觉得不同的民族一定有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应该过渡宣传。我觉得很难说，只有西方人才比如说追求自由，中国人就更倾向于和谐，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经常跟学生讲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东方人和西方人都是一样的。
即使是在西方，能够苟活也不追求自由，也仅仅是为了避免风险，在9·11以后，美国也不是因为安全而减少一些自由了吗？在竞争和自由的追求过程中，作出选择从来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的会议材料也讲了，我们现在要探讨，是不是有不同于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另外一种模式相对而言，欧洲当然是更偏向于这种模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欧美都有分别倾向于这两党之争。也就是一般来讲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之争。欧洲的福利国家更加发达一些，这本来有他的历史原因的，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很难仅仅以文化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自由就要限制政府的权利，为了福利就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是欧美他们实际上都是在限制民主的基础上寻找两者的平衡，所谓限制民主无非就是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被统治者授予统治者的权利，他承担公共的责任，因此这种体制天然是一种体制，由公共体制和天然公共合作体制，所以就很难承担过大的责任。反过来要求他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被统治者就不能相应的等等对统治者的授权，这两者会产生矛盾，就是自由和福利国家。这两者的共同点他是以权责为重点，他是以权利大好还是责任小好，还是责任大、权利小呢？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现在政府是受约束的政府，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非限制的体制下，人民面临就是完全不同的背景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权利太大，责任太大，这种弊病随时存在。因此我们单纯地讲，学美拒欧，单纯的提倡大政府和小政府，都会遭遇尴尬。首先就是所谓的政府的大小尴尬，一讲小政府就容易推卸责任，但是限制统治权利是非常难的，但是一讲大政府就为统治者扩大权利，但是统治者就非常的难。
于是出现很怪的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出现一个怪的现象，就是放权不放责的现象，尤其最近我们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医疗、教育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同感这个政府责任缺失是一个很大问题这样一种滥用公权也在不断地发展，我们沿着历史回溯，这种现象不仅现在有，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就是统治权利比欧洲大的多，但是责任要比美国小的多，形成一种无福利更无自由，法家传统。大家知道中国的帝国时代，他是建立在法家政治背景下，法家政治非常强调国家有非常强大权利。要实现国强民弱，要进行经济垄断，把所有的经济资源都被国家垄断起来，不能放在民间。但是国家权利这么大，它的福利就可以承担，但是恰恰相反，中国的法家是古今中外的反福利的。法家荀子就说，救济他们是不值得救济的。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提出法家的学家，有一个学者就提出说，对，我们的布什总统就是提出这样的说法，不给福利但是给你自由。法家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对他们抓起来送去劳教，对那些贫穷的流浪汉。你布什总统有这样的本事吗？显然不行。我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中国有的知识分子，熟读了宪政制度，西方人写的那些著作，而且熟悉争论的问题背景，于是经常西方人面临问题，当做我们面临问题，产生的问题就是推卸责任看作是放弃选择。经常把不受制约的弄权看作对国民负责。如果没有福利就说我们尽责了，如果有福利就是新自由了。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即使是在汉学历史上也探讨这样的问题。在探讨中国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个朋友，欧盟参加WTO农业谈判的代表，我记得我们在座的张万亭先生，几年前，我们在法国见面的时候，他就问中国为什么在加入WTO谈判中，为什么同意美国的削减性，他无法相信，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应该更加倾向于福利国家，为什么要更加兴资本主义。我说这实际上跟新资本主义是没有关系，中国在毛泽东的时代对农民的补贴不仅是零而且是负补贴，那个时候难道也有跟美国的问题，有趋从资本全球化的问题吗？这里的问题完全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与其说是需要在美国和欧洲之间选择一个学习对象，不如说首先要学习欧美的共同特点，也就是宪政基础上的权责对应，中国需要一个责任更大的政府因此他需要学习欧洲，中国同时也需要一个权利受制约的政府因此他要学习美国。他们的不要跟说欧洲相比，能够有美国的福利就不错了。除次以外还有两个问题，如中国在讲联邦问题，但是中国理解的联邦问题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来自于欧洲的概念，就是从欧盟吸取的经验，刚才林先生就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谈问题，但是中国也在谈联邦，具体来讲就是从联邦党人吸取经验的，但是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也有很多的看法。还有一些就是在外交方面的，就是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究竟是应该倾向于欧洲还是倾向于美国，在后两个问题由于时间所限，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我觉得中国很可能归根到底，中国很可能面临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这个制度转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我们首先需要做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他们是都已经实现了这些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在的权大责也大好还是权利小责也小更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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