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我去拉萨。十年后重访这座世界屋脊上的阳光城，发现不仅建筑和街道更漂亮，整座城市也更清洁了。市中心的大昭寺前和八廓街上熙熙攘攘，游人如云，围着大昭寺转经的僧人与信众成群结队，但秩序井然，环境整洁，连地面也光洁如新，与我在1987年和1996年这两次的感觉不可同日而语。我问一位值勤警官：“你们是用什么办法保持环境整洁的？”他指着一位在不停走动的环卫工人说：“有几位工人随时保洁。”“有没有采用罚款等办法。”他显得有些惊奇，摇着头说：“没有。好像没
有必要。”我走近那位环卫工人，见她提着的垃圾筐中并没有捡到什么，看来这样的措施的确已经足够了。
这当然是以拉萨和西藏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基础的，也是当地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由此想到了我们上海。近年来凡是到过上海的中外人士，无不为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而惊叹。那些经常来上海的人，也能亲身感受“一年一个样”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进步。就是一直被视为城市顽症的某些不良现象，如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不守秩序、乱穿马路、大声喧哗等，也在逐渐减少。最近开展的“百万市民学礼仪”活动和“整治行人交通陋习”的行动，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上海正在作出的努力。前者是立新，后者是除旧，同样重要，并都已取得初步成绩。杜莎夫人蜡像馆开放以来，游客数量比预料的多，但原来担心个别游客中会出现的陋习却没有发生。六年前被盗的城市雕塑“打电话少女”，在市民期盼中原地重立，备受关爱。如果我们留意身边的人和事，还可以发现不少看来细微却能显示精神文明的迹象。城市文明的新风尚就像春雨，“润物细无声”，却在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
以往人们往往将某些不文明现象的出现以及某些陋习长期无法消除，归咎于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而不是从城市本身或本地居民身上找原因。的确，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经常保持着数百万流动人口，新移民还在源源不断地迁入，其中自然有素质不高的人，也免不了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存在。但世界上哪一个国际大都市不是如此？而且从流动人口和移民的数量、来源、占总人口的比例看，上海目前并不算高，今后还会更高。就是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北京、深圳、广州等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文明水准，不仅表现在本地居民的整体素质上，还应该体现在对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的影响，既包括对他们的管理和引导，也包括吸收他们之中的先进成分。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时，曾遇见一位德国游客，面对当地人乱穿马路，机动车乱闯红灯的乱象，他愤愤不平。我问他：“德国有这种情况吗？”他说：“简直不可思议。要是在德国，我肯定会追上去将他们拉回来。”在德国，我虽然没有看到德国人将乱穿马路的外国游客（实际上也没有）拉回去的事，但严格的交通规则和民众自觉的纪律性，使绝大多数外来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入乡随俗。在英国剑桥，一天早上我骑车穿过一片绿地中的小路，发现一位老人在不停地向我挥手，我赶快停车询问，才知道这里已过了专用自行车道，只能供步行或推车通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是朱是墨，还得靠城市本身。
另一种误解是，认为文明素质低主要是文化程度低或经济条件差的人所导致。但最近在交通整治时，因乱穿马路又妨碍交警执行公务因而被行政拘留的，恰恰是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海归白领。而在高级写字楼附近的路口，乱穿马路的现象并不比普通居民楼前的路口少些，显然与文化程度或经济条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照理说，遵纪守法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由于“文革”等特殊历史背景，却使这一代人中不少人缺损了，并且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有些人在国外时受到种种约束，不自觉地做到了，回国后却放松了，或者“入乡随俗”，故态复萌。所以不管什么人，无论你文化程度多高，经济条件多好，该补课的就得补课。
记得刚在上海推行“一米线”的时候，我曾在虹桥机场见到一群年轻教师对一米线熟视无睹，为此我在《文汇报》写过一篇短文。如今，当我在机场等公共场所再经过一米线时，再也见不到这种现象。在一米线后等着的或许正有当年我见到的那群年轻教师，但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偶然还会见到紧跟前面越过一米线的人，或者是一时疏忽，或者的确还不知道一米线的规定，但只要友善地提醒一下，就会含着歉意退回，或者学会遵守。所以尽管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持之以恒，积渐所至，金石可成。
据报道，重树的打电话少女雕像内设有报警装置，虽然外表看不出来。警方还警告：“谁不信，不妨试一下。”我完全理解警方的苦心，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否则这位可爱的少女或许又难逃粉身碎骨卖得几百元钱的命运。但我希望这不过是一个“空城计”，只是为了震慑犯罪分子，或者预设的装置永远不必使用。我更希望今后有更多更可爱的雕像，却连“空城计”都不必用。到那时，上海才称得上是一座文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人才够得上文明的居民。
作者: 葛剑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