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下午，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上两名中年男子的行为，吸引了路人的眼球，一名矮个儿男子手举一张“广告”，上面赫然写着“出卖妻子乳房”几个大字！记者表明身份后，两名男子说了实话：“我并不是真想卖老婆的乳房，我就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帮我们讨回工钱！”原来，二人都是凌源人，他们是为了讨要雇主拖欠的近20万元工资，才出此下策。（9月12日《沈阳晚报》）
“出卖妻子乳房”竟成了讨薪的武器，这是如此地让人震惊，这又是如此地让人感到苦涩和悲哀！
这的确不是什么上策。被“出卖乳房”的妻子固然受到了亵渎，自残尊严的丈夫心里也大约在流血，即便最终以此方式成功讨回被拖欠的工钱，其仍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谈资的不光彩主角。而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没什么益处，道德的底线也将随着此类事件的频演而悄然后退。或许有人会因此对“出卖妻子乳房”者进行道德上的谴责，但我想，谴责还是且慢，更重要的，是对不堪现实的追问。
由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所谓的道德和尊严是极其脆弱的。面对本属于自己的钱却无法讨回的现实，又如何能要求人们“贫贱不能移”呢？被“出卖乳房”的妻子对此并不知情，但知情了又将怎样？需要明白的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选择的余地并不大。
无助的弱势者们的“策划”水平，是日渐其高了。即以讨薪为例，就从最初惯见的跳楼讨薪、爬塔吊讨薪演化至了老人拉奔驰车讨薪、裸体讨薪以及“出卖妻子乳房”讨薪，形式趋于多样化，对公众眼球的刺激程度也越来越高。但这种高水平并不是什么幸事，而是折射出了现实的无奈。因为在社会“工资拖欠审美疲劳”之下，非“出奇制胜”无以引起舆论的关注，非“匠心独运”无以获得权利的救济。
我以为，这样的“策划”也是一种“喊痛的自由和改变受压迫环境的自由”——这被萧伯纳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自由——但为了获得这样的自由却不得不让渡了尊严。不让渡尊严，你喊痛就会无人理睬，改变受压迫环境自然更将无从谈起。所以，这种自由还是被打了折扣的。
尖锐的现实说明，某些弱者之维权不但是对其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也是对其智慧的考验。但这样的维权方式，不但会大量耗费财富，加大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
下策实在不值得推崇，但问题是寻求在渠道内解决的上策却并不管用——“出卖妻子乳房”者找了很多部门，但是没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更应反思我们的制度在保护弱势者权益上为何低效甚至是无效。为何行政和司法部门对于强势的欠薪者往往无可奈何，甚至是被对方俘获？为何相关的维权程序是那样的复杂、关口众多，为何相关职能部门不能有更高的效率，以至于让维权者陷入漫长的等待，来回奔波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极其高昂？为何弱者维权一上升为事件，解决的速度马上就快得异乎寻常，由长年累月缩短至数天乃至数小时，否则就难有解决时间表？……这些都迫切需要得到答案。
如果现状仍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必然还会有更加新颖的“策划”出现，要知道，在无奈现实的逼迫下，弱势者的智慧是无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