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贵族往事

　　回望半个世纪前的西藏民主改革，在占当时总人口95%的农奴获得翻身解放的另一面，是旧统治阶级的消泯。

　　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据统计，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有大约197个。他们曾与地方政府、寺庙并称三大领主，在旧西藏的政治生态中，作为官家和寺院上层僧侣的基础而存在。

　　旨在消除剥削、实现平等的民主改革，必然带来贵族阶层的彻底消亡。但是无论在1959年之前，还是民主改革开始后，中央政府都对西藏的贵族集团付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耐心。

　　即使是在1959年部分贵族参与叛乱后，毛泽东同志仍表示：“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

　　根据民主改革的相关文件，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采取赎买政策后，他们不仅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赎买金，而且被吸收和安置到各级政府、政协、佛协等机构工作，发给工资。而改造后的参叛贵族也获得了安置。

　　前半生经历坎坷、差点因贵族斗争而身受酷刑的拉鲁·次旺多杰说，现在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当旧贵族的背影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与当年的农奴为邻、结友，享受着自己的平凡人生。

　　旧西藏的贵族体系，于今而言显得陌生而复杂。本刊这组报道，特意在旧贵族的4个层级中各选一例，尽力还原历史的一角。

　　 拉鲁家最后的贵族

　　 “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是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和经过这么多年后得出的结论”

　　文/次仁央宗

　　拉鲁。次旺多杰的美好记忆，有相当长的一段是关于拉鲁嘎彩的。

　　这片林苑因为它的主人—— 两代达赖喇嘛家族的曲折身世，也带上了不一般的色彩。

　　拉鲁嘎彩位于布达拉宫以北约1公里的地方，树林丛丛，水草丰美，像块浓绿的毡子。这片六世达赖喇嘛的宴游之所，在200多年前成了贵族拉鲁家的封地。

　　12岁的次旺多杰，在1926年离开自己家，继承了这块土地，也继承了拉鲁这个古老的名号。

　　在他的印象中，这里日照很好，温度适中，春天来得很早。大小池沼星罗棋布。拉鲁嘎彩的原意，就是“龙与神的少男少女们游乐嬉戏的林苑”。

　　拉鲁家族，属于旧西藏最高等级的贵族“亚”。“亚”的住地，甚至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尧西”。

　　这块面积6.6平方公里的林苑，现在几乎扩大了一倍，成了远近知名的“拉萨之肺”——     拉鲁湿地。在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过亿资金投在这里，呵护着藏蒿、野荷、芦苇，还有翩飞的斑头雁。

　　 贵族的合并

　　83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龙厦。多吉次杰，把儿子次旺多杰送进了拉鲁家。

　　作为西藏最高等级的贵族家族之一，拉鲁家却似乎一直被男性继承人的匮乏所困扰。

　　1762年，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坐床，拉鲁嘎彩被划定为其家族的住所。这个即刻显赫起来的家族，还获得了土地，八世达赖喇嘛的父亲被授予“辅国公”爵位，整个家族则获得了房名“拉鲁”。一个标准的“亚”贵族就这样诞生了。

　　然而，第一个拉鲁家族的家长去世很早。他的兄长和侄子相继承袭了公爵封号。但是到了1789年，随着没有嗣男的侄子死去，这个“亚”家族的父系就这样中断了。

　　据拉鲁。次旺多杰讲，八世达赖喇嘛的母亲于是向达赖喇嘛提出要求，由她继续管理整个家族的产业。她随后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名官员结婚。但是根据规制，他们的后代已经无法继承公爵，只是得到了一般公职和普通贵族身份。整个家族的政治活动和利益范围也逐渐收缩。

　　又过了68年，赤列嘉措成为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依照惯例，政府必须要为新的“亚”家族划定土地。但是不到100年间就有5代达赖喇嘛更迭，要划拨大量土地满足这些新兴贵族，政府不免捉襟见肘。而这时，拉鲁家族再一次断嗣。于是，新的达赖喇嘛家族被并入“拉鲁”家族。

　　两个“亚”贵族的合并非常平静。十二世达赖喇嘛的一个兄弟继承了公爵，并转给自己的儿子晋美朗杰继承。

　　晋美朗杰先后与大贵族厦扎家族的三姊妹成婚。三姊妹中的小妹央宗次仁，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兄弟“朗顿公”相好并有身孕。但因“朗顿公”有家室，只好带着儿子平措热杰嫁给了姐夫。

　　晋美朗杰无后嗣，平措热杰就成为了拉鲁家族的合法继承人。此时，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父系其实也中断了。

　　而平措热杰死后仍然没有男性继承人。央宗次仁—— 一位女性只好成为这个家族的家长。拉鲁家再次面临无男人袭位的窘境。

　　就在这时，12岁的次旺多杰作为唯一的男性继承人，来到了拉鲁家。

　　 大劫难

　　这个承担着大家族重任的小男孩，身份却相当模糊。

　　在我对拉鲁。次旺多杰的采访中，得知那时的拉鲁夫人，即央宗次仁已经30多岁了。从年龄上讲他似乎不是以夫婿的身份入赘到拉鲁家的——   尽管他在几年后遭遇巨大危机时，还是娶了央宗次仁；而他也从来没有叫过央宗次仁一声“母亲”，这也排除了他的养子身份。

　　虽然身份不明，但次旺多杰全身盛装，骑着拉鲁家特意为他准备的马匹，体面地来到了拉鲁家，准备继承这个显赫家族的一切。

　　显然，能够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指定为拉鲁家族的继承人，当权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多年后父亲遭受巨大劫难时，他也因此得以幸免。

　　龙厦家是个非常小的贵族，祖先从来没人担任过政府的主要官职。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龙厦家终于出现了一个差点改变整个西藏历史的人物——龙厦。多吉次杰。

　　正如前文提到的，龙厦受过贵族的完整教育，又富于幻想。1913年，希望使西藏得到良好发展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派4个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于是将龙厦从低级官员提升为四品官，率领这些孩子前往欧洲。

　　擢升后的龙厦在返回拉萨后，依靠自己的魅力很快成为贵族社交场的主角，他逐渐掌握权力并试图推动变革。

　　根据许多当事者的回忆，在英国的游历中，西方民主制度以及平民出身的伟人事迹给龙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鲁。次旺多杰回忆说，龙厦希望在西藏建立类似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摄政王的地位和待遇不变，主要对噶厦(西藏旧政府)进行改革，比如进行4年一次的投票选举。

　　1934年，为了实现理想，龙厦秘密组织了一个同盟“吉求贡吞”，即“求幸福者同盟”。 20岁的拉鲁·次旺多杰紧随父亲和哥哥，成为盟约的第三个签名者。有100多名官员参与了此事，大约占拉萨全部官员的五分之一以上。

　　秘密同盟决定向噶厦递交一份请愿书，在他们决定第二天行动后，出现了告密者。

　　劫难就此降临。龙厦被逮捕，以引进共产主义的罪名被判处挖眼。次旺多杰和哥哥则被判斩去手脚各一。当时宗教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出面说情，兄弟俩才得以幸免。但从此不得继承贵族地位，更不能进入官僚阶层。

　　龙厦后来向儿子拉鲁。次旺多杰讲述，行刑者将皮带绑在他头上，用一个木棍转动将眼珠勒出眼眶。掉出一个眼珠后，行刑者甚至拿给他看了一下，然后用刀子挖出了另一个。最后用热油倒进眼眶。

　　 脱险

　　此前，作为拉鲁家继承人的次旺多杰，在14岁那年进入噶厦政府，在孜康(相当于政府财政部门)，担任一名小小的审计员。这也是他父亲起家的位置。由于拉鲁家的显贵地位，他很快成为小四品官“色朗巴”，这是一个没有具体工作而专门用以培育政府后备人才的位置。16岁时，他又被封为拉萨东边达孜宗的宗本。不过次旺多杰并没有赴任，而是派自家一个叫次旺热旦的管家代理掌权。

　　因为“龙厦事件”，拉鲁。次旺多杰被捕，他还被摘去了代表贵族的发髻。这时，经历丰富的拉鲁夫人显示出冷静和睿智：她用重金贿赂了噶厦政府的官员们，并促成她的一个长相俊俏的亲戚嫁给了年近花甲的首席噶伦。

　　拉鲁。次旺多杰的母亲丹增卓嘎又向噶厦呈文称，次旺多杰的生父是另一位贵族。这样，拉鲁。次旺多杰才躲过劫难，恢复了四品俗官的位置。

　　事实上，在当时的西藏，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之家如果没人在政府任职，财产很难自保。

　　作为脱离险境的办法之一，次旺多杰在21岁时与比他年长20多岁的央宗次仁建立婚姻关系，成为拉鲁家族正式的家长。后来，他又娶了央宗次仁的外甥女、贵族吞巴家的小姐索朗德吉为妻，后者被称作拉鲁小夫人。

　　 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重新进入官僚阶梯的拉鲁。次旺多杰，最终成功到达高层：1946年9月16日，32岁的他成为噶伦。

　　次旺多杰和拉鲁小夫人共生育5子1女。作为贵族家庭的标志之一，次子晋美曲英在1951年被认定为噶玛噶举派的十世达那活佛，现为日喀则地区佛教协会副会长；三子在1953年被认定为普觉活佛强巴丹增；最小的儿子在1954年被认定为昌都大寺的第三大活佛、金刚手菩萨转世的嘉热活佛。他的女儿拉鲁。次仁旺姆则嫁到了另一个达赖家族桑颇家。

　　1952年，拉鲁。次旺多杰被藏政府免去噶伦职务。但是3年后，他作为西藏青年参观团的团长，率领50多名来自西藏各地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并到内地20多个省区参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还在中南海接见了他。

　　1959年3月，拉鲁。次旺多杰参加了叛乱。叛乱平定后，刚刚当了两天叛军总司令的他，向解放军投降。

　　1965年8月，拉鲁。次旺多杰开始了在拉萨拉鲁公社务农的生活。从前的封地变成了公社，而他手里的活计和拉鲁家曾经的农奴们区别不大。

　　12年后，因在劳动中的表现，经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政府为拉鲁。次旺多杰落实了政策，安排他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而从1980年起，他又连任5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4月起，还当选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长子贡觉坚村，后来曾任西藏自治区交通厅官员，小儿子嘉热活佛则担任过拉萨市副市长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在2000年召开的九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拉鲁。次旺多杰作为近现代西藏历史的见证人，感慨地说：“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是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和经过这么多年后得出的结论。”■

　　(本文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