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高兴和别折腾
10年来,最流行的口号是:“世界是平的。”
1999年,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经垮台,东欧已经变色,两德已经统一,第一次海湾战争已经落幕,而全球化的大戏渐入高潮,美国人、《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出了第一版《世界是平的》——若干年后,这本书的新版出现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官员的案头。人们已经忘记了比《世界是平的》早出版三年的《中国可以说不》。
2008年,平坦的、全球化的世界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表征。北京举办了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奥运会,而世界在奥运会后卷入了同一场金融危机。中国先是遭到了西方的政治抵制,后来又在经济上被寄予厚望。
10年了,人们突然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平的——远远不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谁导致了危机,关于如何刺激经济,争论甚嚣尘上,贸易保护主义随之抬头。全球化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格局。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关于能源安全,关于粮食市场,国家间争端还有激化的可能。
生活在一个忽而平滑、忽而坎坷的世界上,人的感情也动荡不宁。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火炬事件”中,许多年轻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国家意识让西方一震——也让国内一震。对《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来说,写作一本新的、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书籍的时机已经到来。
美国已经腐朽,这本新书呼吁中国大力扩张军备,准备领导世界。民族主义者对年轻人寄予厚望——当然,素来如此。
中国人的确“不高兴”。“火炬事件”引发的全球化挫败情绪还没有消失,毒奶粉、环境污染、贫富不均、矿难和腐败行为引发的愤懑又时时涌来。如果“不高兴”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希望如此——对很多人来说,谁领导世界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应该在他的祖国活得健康、富足、安全而有尊严。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大时代”,有些“不高兴”也在情理之中。如何在外交和内政上分配变革资源,确实是重大的考验,是不得不做的“政治和感情选择”。要做出明智的抉择,请先走出悲情和冒进。 (汪 伟)
民族主义13年
要把思想变成生意,方法之一是将其简单化,从而变得更有号召力。
撰稿·汪 伟(记者)
20多年前,宋强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重庆一所中学教过两年书,此前还在一家压力锅厂做过半年氧化工,后来才进重庆经济广播电台,成了一个以写作谋生的人。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局限与长处所在。他口才不行,也没有循循善诱的耐心,注定不是一个好教师,但在纸面上阐述主张的时候,他可以在很多人心里掀起观念的风暴。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是一个证明。
这本书据说销售了数百万册,让他和其他几个作者名满天下,朋友之间也拿这个讲笑话。出版人张晓波(也就是笔名“张藏藏”的五个作者之一)一次饭局上说,从今往后我就是名人了,你们都别觉得不自在,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一年张晓波32岁,开着一家叫做“鸽与鹰”的出版公司,是北京民营书商中的一员;宋强是张晓波的校友和学弟,比他小1岁,31岁,剪着人见人爱的“小平头”。少年成名的愉快心情巩固了他们对这段时间的记忆,而那时候前来采访的国内外记者,也都注意到了宋强的年纪。
那本书的愤懑口气甚至被理解成一种成长的叛逆。2007年,宋强毕业20年后回到母校参加同学聚会,他昔日的辅导员在纪念册上写道,他永远记得看到《世界一家》(We Are The World)时宋强的表情:他的眼泪夺眶而出。We Are The World是1985年45个美国歌星为非洲饥民募捐的义演曲目,1980年代中国大学生不仅拥抱了美国的流行文化,宋强还是肯尼迪和里根的拥趸——然而,到了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封面上,自由女神的头像下面是手叉着腰的粗壮的美国大兵的身体。宋强提到1980年代所受到的美国的影响时,流露出了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挫败感。
13年前,这种转变不仅让美国愕然,它所引起的反响连作者本人都吃惊。
13年过去了,这群被称作民族主义者的人已到中年,他们变了吗?
中国变了吗?
13年来
和分外老成持重的张晓波相比,宋强并没有变老,小平头仍然精神,讲话的时候表情异常丰富。在丰台的一家卖豆浆和盖浇饭的小饭馆里,他承认,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从观点到文字风格,都很“糙”,“但是”,他语气一转,“粗糙并没有削弱那本书的解释力”。
他和张晓波都提到,《中国可以说不》中有些当年看似冒进偏执的预言,如今应验了。这些预言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宋强说,那只是到美国短暂地转了一圈之后的一个直接观感,随着制造业外移,美国的生产与消费明显失衡。
这句话夹杂在《中国可以说不》洋洋数十万言激愤之词当中,起先并不抢眼,但现在被《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反复提及,原因一目了然。13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没有什么比眼下的金融危机更扎眼的了。
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率,这种鲜明的反差所构成的世界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在“谁导致了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刚刚爆发了一场口角。美国人说中国的汇率政策、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是华尔街溃败的原因之一,中国对此的反应是回击。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要求美国检讨自己的政策失误,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撰文说,世界贸易应该引进新的结算货币。这实际上是在质疑美元的地位,防止美国滥用印钞权,导致他国的美元资产贬值——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增持了大量的美国国债。
这场危机还将深远地影响未来。在金融危机面前,美国和中国的分歧和合作前景备受关注,以至于欧洲的媒体说,要防止4月将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变成G2峰会。
这种景象和13年前有重要的区别。
用剧作家黄纪苏(他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的话说,在金融危机期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如此盛大,似乎是一种刻意的对比,让有些人产生了空前的自信。
黄纪苏并不认同过分的自信情绪。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但是,过分高估中国的成就——比如,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说,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五千年来最好的——在他看来是不可取的。
但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的确是不争的事实。13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跃升,如今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并通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之一,但和西方各国相比,中国迄今为止受到的影响大概是最小的。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达到4万亿元,其中一部分将用于采购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这提振了世界经济的信心——当然,首先提振了民族主义者的信心。
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正在呼吁重新认识世界,检讨过去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批评银行家的贪婪。冷战结束,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这使得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借助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强势地位,美国可以坐享印钞权带来的好处,以低息贷款鼓励居民进行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为了维持这种消费方式,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华尔街被发明出来,将美国人那些实际价值可疑的贷款合同,销售给其他国家的银行——其中包括中国的央行。这不再是什么秘密。作为反思危机的一部分,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王小东称之为“骗”——和支持这一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而13年前,这种格局正将抵达繁荣的顶峰。
由于书名和标题维持着相同的耸人听闻的风格,《中国不高兴》被很多人称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篇,其实作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可以说不》的五个作者中有三个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而新书《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晓军、黄纪苏和王小东都是学者。
宋晓军是前海军军官,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张晓波称之为“中国最好的军事专家”。黄纪苏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是《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三部著名话剧的编剧。
写作篇幅最少的作者是刘仰,一位学者,而为这本书贡献篇幅最多的是王小东。从激愤的文字风格上来说,王小东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气质相似之处最多。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经在日本学习金融,在封面的作者介绍中,他被形容为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回国后群战统治主流学术的‘逆向种族主义’”。
“逆向种族主义”是王小东的特殊用语,在宋强那里,这个词略等于“民族虚无主义”,但王小东不能认可这种等同。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批评,在他看来,有一些是心怀“恶意”地自我贬低——这才是“逆向种族主义”。
这种针对动机的指控很难有标准和尺度可以掌握,但是符合王小东的论辩风格——“我就是这么说了,怎么了”。在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王小东接连使用了三个反问句:
“许美国人这么干,就不许我们这么干?违背不违背(国际秩序),怎么了?”
“凭什么你们认为,很多事情美国人能干,我们不能干。美国人可以把军舰开到我们国家的门口?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到他们的门口?道义上不存在这种限制,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力量。”
“就算(中国领导世界的效果和美国)一样,又怎么了?我们效率比他们高一点,领导世界比他们强一点就行,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些地方会一样。”
《中国可以说不》曾经有一句名言,“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13年过去了,较之于美国,王小东认为中国更有资格领导世界。
“中国可以领导世界”——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最重要的区别。
组稿:
策划:《中国不高兴》引发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