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谁与我赋同仇”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叶剑英根据中央安排，赴苏联学习。1931年11月，中共宣布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学成归来的叶剑英出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从此，他也有了一个伴随终生的称号——叶参座。

　　叶剑英到达苏区后，经历了几次“反围剿”战役。身为参谋长的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极为钦佩。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路线遭到批判，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被撤销。一起回到后方的路上，叶剑英与毛泽东彼此有了初步了解。“叶帅后来回忆这一段时说，他和毛泽东一边骑马一边聊天，讲三国、讲历史的，谈得比较投机，他也对受打击的毛泽东表示出同情。”传记组成员、军事科学院金立昕研究员说。

　　随着长期的合作，毛泽东对叶剑英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因为一次战役失利，对叶剑英有成见的李德借机将其降职使用。叶剑英不以为意，表现得很大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夸赞叶剑英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毛泽东与叶剑英真正建立起信任关系，则是1935年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将张国焘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南下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从某种角度，它甚至对叶剑英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命运都产生了持久而微妙的影响。

　　1936年，在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力促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派阅历丰富、多谋善断且对东北军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对叶剑英到来十分重视的张学良将叶剑英安排在自己的副官孙铭九家里。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的公馆会晤，从那以后与红军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了。

　　1936年12月3日，与蒋介石会面不欢而散的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他连夜让孙铭九把叶剑英请到自己的公馆来。当时的张学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表示实在不行就要和蒋介石对着干，讲到激动处时还猛地拍桌子，说了句德语“古铁打”，就是要打的意思。叶剑英摆摆手表示：不可以硬打，要策略地对待。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气氛日益紧张，叶剑英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还慷慨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乘飞机回南京。叶剑英晚年时告诉子女：“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提起这段往事，叶剑英仍惋惜不已。而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晚年在美国见到吕正操时，张学良还表示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国共达成统一战线后，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多地是凭借其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展开统战工作。“他在西安、武汉、南京几个八路军办事处都工作过，与国民党谈判，向他们要钱、要装备、要器材，做了大量的工作。”金立昕说。

　　抗战后期，叶剑英在重庆也经常陪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与国内外友好人士会晤。叶剑英向各界人士阐述了共产党的抗日方针，争取中华民族各界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争取到不少人士对中共的好感。

　　著名新闻记者赵浩生回忆，在一次舞会上，他与叶剑英一起谈论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我的舞伴(一位读英国文学的女大学生)并不知道他是谁，当我告诉她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没有想到被称为‘共匪’的将军，却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后来有人将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称为中共的“外交三骑士”。1940年5月，来重庆谈判的朱德曾作一首《出太行》的七绝，叶剑英以诗和之：“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赋同仇。”朱德读后，亲笔录下，备加赞赏。

　　情报工作则是叶剑英在重庆的另一个重要工作。金立昕说：“很多中共的情报工作人员，都是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宣誓的。情报工作的作用有时比一个师一个军还大。”

　　“苍凉唱大风”

　　新政权建立后，叶剑英回到他熟悉的家乡广东。正在他大施拳脚之时，却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波席卷而来，最终导致他黯然离开广东。

　　1952年6月，毛泽东突然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集到北京开会，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在农民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

　　“广东的华侨比较多，父亲在处理他们的土地问题时比较谨慎。父亲跟我们谈过，他到了南洋之后，看到有的人一大早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个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因为他有过去南洋的经历，所以他知道那些有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凌孜回忆说。

　　此时的叶剑英，也深知一个新政权需要海外华侨的支持，因此他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财产，有些人将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引起不满。“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是急于稳定后方，从南方抽调出人到朝鲜战争，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丁家琪告诉本刊记者说。

　　叶剑英与方方领导的华南局受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指责他们在干部使用上，过多地选择地方干部，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作为华南分局的最高领导，叶剑英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违心做了很多检查。

　　3年来的紧张工作过度劳累以及不公正待遇造成的精神压抑，8月中旬，叶剑英感到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中央派飞机将他接回北京治疗和休养。

　　“离开广州的时候，父亲的很多下属都哭了。父亲说了句：‘主帅无能，殃及将士。’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凌孜回忆说。

　　对当时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回到北京后的生活，是一段轻松而美好的回忆，以至于50多年后再回想起，凌孜脸上仍不自觉地浮起微笑：“我还记得父亲带着我们到北戴河，唱歌，跳舞，游泳，打野鸭子，看人家果园，他就是一个‘孩子王’。”

　　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去野炊，郊游、怀古。1954年到青岛疗养的叶剑英留下这样一首诗：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丝中。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部被撤销，叶剑英也被点名批评。

　　1959年后中央军委改组，主管军队日常工作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作为常委之一的叶剑英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他的特点是让他去干哪一行，他就认真钻研哪一行。”凌孜略带自豪地评价父亲。

　　“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不久，父亲有一次还特地把他和蒋英请到家里来吃饭，父亲很虚心地向钱学森请教：学科当中有物理、有化学，你研究的是什么学问呢？钱学森回答说是物理与化学的结合……我当时还小，也听不懂那是门什么学问。”凌孜微笑着回忆。

　　这一时期的叶剑英将更多精力放在军事科学院的筹建上。“那时他就对军队必须提高整体素质水平和学习现代化战争的战略战术有所认识。”

　　叶剑英对他一手创建的军事科学院显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军科的二号院成了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二号院的很多设施依然按照叶帅生前的样子布置着。凌孜每次回北京，也会住在父亲生前最爱的这个地方。“看到那个小楼了吗？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这个地方，我就住在这里守老营了！”

　　“这段时间的叶剑英，并不是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而后来的不少文章对这一期间的叶剑英，有诸如“远避西山”、“韬光养晦”的评价。不过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叶剑英的内心深处也许有些许无奈。从另一角度，他并没有消极的生活，而是寄情于他钟爱的阅读当中，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云：“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