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炮轰何时了”

　　在气势汹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正式袭来之前，军队内部已经经历了几次大动荡。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之下，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由贺龙来主持日常工作，不久，贺龙又遭受冲击，说他搞‘政变’；贺老总下台后，林彪一直称病，老帅里面，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另一方面，叶剑英资历虽老，但因为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从不拉‘“山头’搞小圈子。所以他自然成了人选。”丁家琪研究员对当时的局势做了这样一番分析。

　　“文革”初期，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叶剑英与其他老帅一样，试图理解并跟上最高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部署，但很快，他就感到迷茫乃至困惑、不解。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接管，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好几次全国串联的红卫兵，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真糟糕’。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在天安门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就会被腐蚀掉了。’”

　　此时的叶剑英也许尚未看清楚整个运动的本质，他只凭着军人的本能，决意要守住军队这最后的阵线。“父亲回来很担心，党、政、军，只剩军没倒了。军队不能倒，军队一倒，任何一地发生问题，都没法控制，国家要大乱了。”凌孜回忆。

　　可是情况让他越来越忧心忡忡：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三个总部中，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群众运动的大火也烧到了叶剑英所住的军事科学院里。工作人员回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军科院的窗户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

　　在叶剑英等力争下，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军队内部，明令不许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但形势依旧越来越恶化。

　　在军队内部，很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予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萧华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所以军科院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轮番睡觉，分批开饭”。王守江回忆，当时兰州、新疆等几个军区都被“革命群众”冲击得报急，叶剑英让军区领导到北京，安排他们住在京西宾馆，“通过军线电话遥控，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依然保持对军队的掌控权”。

　　此时的叶剑英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需要他的人提供庇护。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中共负责军队的领导人、为数不多的代表老干部的力量之一，也源于他一贯宽厚的性格和为人。徐向前曾回忆，1967年建军节前夕，朱德与徐向前等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往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这段时间，叶剑英与聂荣臻都住在西山，陈毅、刘志坚、刘伯承、陈毅等经常在山上会晤。大家谈论形势时都忧心不已。《叶剑英传》里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的刘伯承激动地问：“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叶剑英特地写了《虞美人》词相赠：“串联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一读骚经一肃然”

　　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看来，老干部们把持军队，阻挠其群众运动的革命之火“熊熊燃烧”，所以提出要在军队当中彻底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遭到叶剑英等老干部们的反对。双方很快形成正面冲突。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江青提出军队领导中有“走资派”，矛头直接指向在座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当晚，闻到风声的几支造反派队伍向萧华家发动突然袭击，要把他揪出来批斗，萧华从后门逃出，连夜到西山的叶剑英家避难。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开始，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起初未予回应。

　　据《叶剑英传》记载：“过了一会，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需要澄清的是，当年陪同叶帅去拍片的是办公室主任王守江，他在采访中特地澄清说，叶帅伤的其实是左掌，“大家想当然地以为叶帅拍的是右掌，但其实叶帅是左撇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2月14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上，老帅们与“文革派”又起了冲突。叶剑英指责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他还嘲讽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6日下午，会议继续开，双方的火药味更加浓烈。谭震林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称“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罢非常震怒，对这些老干部否定“文革”很不满意，他连夜召开会议批评老干部们，措辞严厉。

　　此事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被迫做了很多次检讨。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叶剑英仍是军委副主席，仍然还签发文件、主持工作。而在为批判“二月逆流”而举行的7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是谭震林、陈毅和徐向前三位。此后的“九大”上，叶剑英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逐出。这些微妙之处似乎表明，毛泽东似乎无意将叶剑英完全打倒。

　　但随后的“文攻武卫”口号使全国武斗升级。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被抄，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机密文件被抄走；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和电台。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与其他几位老帅一样，叶剑英也以“战备”之名被疏散到湖南，在那里受了很多冷遇甚至屈辱。对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来说，最大的痛苦或许并不在于自身命运的沉浮，而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们也身陷逆境，他却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庇护。

　　“文革”当中，叶剑英的子女几乎无一幸免。长子叶选平、长女叶楚梅与丈夫邹家华、次女叶向真(凌孜)与时任丈夫刘诗昆悉数被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5位叶家成员都被关在单人间里。即便在老干部普遍受难的情况下，叶家的情况也绝无仅有。

　　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坐了两年牢后，被转到江西上饶参加劳动，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得知此事的叶剑英正在湘潭，他马上焦急地打电话到北京了解情况，但线路很不好。接通之后满是杂音，根本听不清楚，叶帅跟军区的接线员商量：“你能不能给调一调？”年轻的军队接线员口气很生硬。警卫员胡家虎回忆，当时叶帅“又气又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但是，这位老帅把所有的苦都默默地存在自己心里，在孩子们面前，他用乐观和坚强给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持。他常常写信或面谕，告诉孩子们“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在给远在外地的小女儿叶文珊的信里，他还不无幽默地写了首打油诗：“你信中问到二号楼(注：指叶剑英在军科院的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和尚)。如有假日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在给叶选宁的信里，他说：“大丈夫一舌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都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而叶选宁日后练就了遒劲的左手行书，令人感佩。

　　1970年端午节，遥望汨罗江的叶剑英写下这样一首诗：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通过凭吊两千年前被放逐此地的那位伟大诗人，叶剑英写下了自己流放此地的诸多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