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目青山夕照明”

　　1970年7月6日，叶剑英得到通知：让他马上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长达300多天的“流放”生活突然中止。回到北京后，叶剑英得知，要为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已决意打倒陈伯达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久，他把调查陈伯达的任务当面交给周恩来和叶剑英。此时的毛泽东已日益流露出对“亲密战友”林彪的不满，很显然，在最高领导对政治格局的再度调动中，叶剑英又一次获得信任。

　　197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提到叶剑英告发张国焘密电一事，向外界明确释放其对叶剑英信赖的信号。这种信赖在一个月后的“九一三事件”而加重——“九一三”之后，中央撤销原来的军委办事组，原来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悉数下台；另外成立军委办公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负责军队日常工作。

　　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毛泽东，显然对“靠边站”的老干部们态度有所缓和。在几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将“二月逆流”事件淡化为“老帅有气”，“发点牢骚”，后来更明确指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此后的叶剑英更多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叶剑英的处境有了明显好转，他的几个子女也陆续恢复自由。“几个兄弟姐妹被抓了，但只有我有‘反对中央文革’这个‘正式的罪名’，我觉得因为自己年轻时的胡闹，给家里兄弟姐妹带来那么大痛苦，所以我记得回到家后对他说：爸爸，对不起，我连累了你，连累了全家。”凌孜记得，此时的父亲眼圈红了，他缓缓地说：“不是你连累了爸爸，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林彪事件之后，政治局势曾一度相对平静，但依然“小震”不断。1972年底，周恩来、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因为接待基辛格问题的“右倾投降主义”挨批。“叶帅在这段时间也经历了几次小起伏，不过他一方面挨批，一方面又继续主持军委工作，还有一定的权力。”丁家琪说。

　　1973年8月，在中共10大上，叶剑英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在丁家琪看来，这意味着叶剑英从此“真正进入党和国家的权力中心”。当年在十大元帅位列最后一位的叶剑英，此时，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元帅。

　　1970年前后的中国政治生活更加波诡云谲。随着最高领导人年事已高，老帅们与“文革派”们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74年，酝酿4年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准备召开，因为涉及到未来几年国家最高层的人事安排，“组阁名单”得到极大关注。

　　10月，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四人帮”倒台后，此举被认为是“四人帮”意欲“组阁”的罪状之一——为了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此时，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于是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再三，认为在此关键时刻，周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最为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临行前，他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叮嘱：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于是，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共谈了4次，虽然这些会谈的记录至今未披露，但在中共党史上被认为“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在关键位置上，除了朱德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外，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保持了对“文革派”的斗争优势。

　　1974年前后，毛泽东对“文革派”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他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措辞严厉。

　　“叶帅很巧妙地利用了主席的话，把它当成统一思想的‘尚方宝剑’。”丁家琪告诉本刊记者。1975年中，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北京开会。“开座谈会的时候，叶帅把军区的一些司令员、一些政委、大多数军区司令、政委找到他的驻地，先把毛泽东关于‘四人帮’的讲话记录拿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表态。”毛泽东的讲话中批评江青等人为“四人帮”，称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其实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提前作了精神动员；叶帅还要求他们“只能听军委的，听毛主席的命令”。李德生后来回忆，说叶“反复强调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足智多谋的叶剑英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动员层面上，他甚至将一些关键人物的底细都逐一落实。1975年，王平上将出任武汉军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交待：“武汉军区很复杂……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军队不会倒向“文革派”一边。

　　在丁家琪看来，此时的叶剑英并非已对日后的斗争形式有一个清晰的想法，“1975年底，总理去世前，对他有交待：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能让大权旁落。叶帅在维护军队这一点上有自觉的清醒的认识”。

　　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据《叶剑英传》记述，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甚至痛哭失声。”在凌孜记忆中，总理去世后，父亲经常长时间地陷入沉默。“那时候他一看到总理照片或者提到总理，都会忍不住哽咽。”

　　周恩来的去世，使叶剑英失去了在高层可以并肩作战的一个好战友；与此同时，他也成了老帅们重新聚集力量的一个核心。凌孜回忆，“主席身体一有变化，聂荣臻、王震等就到二号院来商讨，好像父亲是他们的主心骨”。

　　此后一段时间，形成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政府工作、叶剑英主军的局面。但“反击右顷翻案风”又使邓小平靠边站，1976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上，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但这已无法阻止叶剑英形成的威望，甚至陈锡联也经常暗中同他商量军队的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在毛泽东去世前一天，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曾排队到其病榻前，同他诀别。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是，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召唤他过去。可是已经泪水模糊的叶剑英并未察觉这一细微之处。等他要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但当叶剑英再次返回时，毛泽东却说不出来话。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在最后时刻，到底想交待些什么。但这个在外界看来颇有“托孤”意味的举动，也为日后叶剑英凝聚力量、打倒“文革派”加重了胜利的砝码。

　　抓捕“四人帮”的细节，无须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叶剑英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在这段非常时期表现出来的足智多谋和镇定自若。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关键人物会面时，叶剑英都会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周围情况，每次进、出也都走不同的门。他自己也是频繁更换住处，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经常是换到一个住处，刚安顿好，电话就来了：马上搬家。有时一晚上就会换三个住处。叶剑英后来也戏称自己是“狡兔三窟”。

　　“叶剑英的警觉也源于他早期丰富的斗争经验。”金立昕说，早在1946年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叶剑英在景山东街的住处里就发现过国民党方面安装的窃听器。长期的斗争经验让他始终保持着警觉的性格。直到晚年，他还保留着睡觉前在枕头底下压一支枪的习惯。在那段非常时期，跟随他多年的秘书都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老帅内心的波澜，他把所有的惊涛骇浪都藏在自己心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抓获“四人帮”的当晚，在北京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就曾推举叶剑英主持会议，做一把手，而叶剑英坚决不肯主持；叶剑英还一直强调“在组织上”解决“四人帮”问题。刚粉碎“四人帮”时，一些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一再表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生前定的接班人，我一定支持他的工作，由他主持中央的工作。

　　当国家政治生活终于走上正轨时，叶剑英在《八十书怀》里留下这样一句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