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

　　中央和地方更直接的冲突，是在土改问题上。

　　从1950年10月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广东省1/3的干部、中南局将近1/4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1950年在广东开始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在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大约有12.3万人。“市政官员直接参与到土改运动中，这部分是因为广州市当时还管辖着由73个村组成的相当大的农村地区，还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地主有很大一部分在广州有商业利益。”杨应彬对本刊回忆说，广州土改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个农村问题，它还与城市经济高度交叉。

　　土改的推进要依靠广州地方干部来执行，土改的试点选择的是兴宁、龙川和揭阳三个革命基础最深厚的县。“把这三个县作为广州土改全面启动前的试点，也是因为这三个县曾是游击队的基地，当地有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这里被普遍看成广东引进新计划最好的试验田。”杨应彬当时担任龙川土改分团副团长，他回忆说，当年的口号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但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然而，广州的城乡结构恰恰跟全国其他地方有本质的差异，这使得这里的社会结构比北方城市更难划分明确的界限。“广州经济高度商品化，土地占有量明显比北方少得多。典型的地主是小地主，通常很难把他们和非地主严格地划分开，因为许多土地拥有量超过其耕种能力的人本身也耕作土地，这些土地又有很多是族田或祖地，不容易把族长和地主等同起来。”蒲向民对本刊说，“另外，从事商业的地主到底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广州，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人。”

　　以中南局的统一标准来推行广州土改显得过于严苛，广州的地方干部也不愿意因为土改伤害到城市亟待恢复的商业秩序，在广州，的确已经有不少隐匿不了财产的工商业地主，逃往香港，把在广州的店铺关门了。

　　更令中南局失望的是，三个土改的试行县，不仅没有成为“排头兵”，反而成为土改推进最缓慢的地方。客观地说，这些从地方上崛起的游击队干部在过去得到过乡绅、华侨支持，很难真正对广东的地主们撕开脸面，从他们手里强行收回财产。甚至很多干部家里本身就是华侨，也是土地的所有者。“我们很多团以上的干部都是侨乡出生的，粤中纵队的副政委谢创是开平人，他本人以前就在美国做工，也是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后来通过第三国际把关系转过来的。”欧初回忆，广东华侨通常第一次回国，都会在家乡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开平的华侨还修筑了赫赫有名的碉楼用以保护地方利益，这些华侨在广东的家中不光有大量现金，往往还存储有从美国购买的卡宾枪之类的先进武器。“当年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在资金和武器上，得到了不少华侨的帮助。”欧初说，因此，注重保护华侨利益也是南方游击队的传统之一，但土改期间，广东干部普遍感到了窘迫。

　　另一方面，处理华侨占有的土地是比处理工商业主、地主更令土改委员会棘手的问题。当时，整个广东保守估计有接近1/3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海外关系，他们占有全省1/5的土地。“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如何确定从海外财产中获益的华侨家人？”杨应彬对本刊回忆他在龙川的土改经历说，“由于我们觉得这是试点，比较稳，没有扩大打击面，后来有人批评三县土改‘和平土改’，总团长李坚贞听了之后很不服气。”

　　但在中央看来，地方干部显然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了，他们并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他们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广东的农民运动》认为广东土改是右倾。“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而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杨应彬回忆说。

　　时任华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方方于是要为广东在土改上的错误承担责任，担任方方政治秘书的杨应彬对本刊回忆说：“1952年4月，方方和中央从广西调至广东的陶铸，去北京参加会议，我随行前往，但不列席。我们住在北长安街叶帅的家里。第一天开会后，方方告诉我，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农民运动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开始和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交织在一起。于是，大约有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在广东的8个县接受训练，以替代广东本地干部参加下一步的土改。“到土改在广东最后结束，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一举扫除了土改第一阶段的妥协情绪。”蒲向民说，“强硬的土改是否伤害到了广东旧有城乡关系下的商业系统，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它使广州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52年开始，广东被重新划分为五大地区，新的组织结构——省区，比以前的行政管理结构——专区要大，使得新任省委书记陶铸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各市县更易做出统一指挥了。

　　出口

　　广州的重要性，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建国后，我们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条是对‘苏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一条是对资贸易。”建国后在粤海关任职的吕健行对本刊说，“前者以重工业贸易为主，出口机器和一些重工业材料，但苏联的重工业本身很发达，依靠这部分创收外汇很有限，因此实际上，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才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广州这个口岸，经港澳，出品土特产、食品是当时更重要的创汇渠道，尽管这些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不高，但数量很庞大。中国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它们要全部经由广州。”吕健行在国民党时代就是广州海关一名官员，作为最早引进西方文官制度的海关系统，从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三年一届国内调动海关官员的传统，1949年，在重庆海关转正不久的吕健行刚被调到粤海关，新时代就开始了。

　　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这个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国内的民间资本。“上海、江浙一带的官僚资本和市场游资大量南流，通过广州，经香港流到境外。”吕健行回忆，“当时‘申电’成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这种上海对广州的电报汇款，实际上是把国内资金由旧政府的货币变成港币后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场就地投机，或转移至国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广州的银行、钱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套汇关系。”解放后，这个通道的价值被新政权再度利用。

　　广州解放入城式举行的前一天，马世诚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从广州向南出发，收复香港、澳门，“我们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马世诚对本刊回忆说，“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有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马世诚才从他的上级张实杰那里了解到那次行军被意外叫停的真实原因。“解放后，部队的老战士重新聚会，张将军才告诉我们，当年，是潘汉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进言，认为1949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当时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

　　潘、廖二人的估计事后被证明十分准确，吕健行说：“因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地方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这为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这就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从广州口岸输入中国的货物就价值2770万美元。”

　　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到50年代中期，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代理公司：华润公司和五分行，华润主要代理杂品、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长期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对本刊回忆说：“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为了打破贸易‘禁运’，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取名兴隆行。兴隆行有职员4名，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这几家国有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吕健行对本刊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前。而国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个香港商人就对我抱怨说，‘不干了，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打工’。”

　　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看，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

　　改造

　　通过政府发行“进出口许可证”，来垄断当时的进口贸易渠道，可以逼迫私人商业跟政府合作，但它不能完全杜绝走私。要从根本上控制商业物流，组织货源，“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有效率的办法”。解放后任广州市工商联干部的匡正对本刊说。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将广州商业传统剥离并进行重组，以令其更符合计划指令。“当政府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诸如毛细血管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吕健行对本刊说，新的问题也来了——挑战的由来不是因为经济组织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它的成功，“基于私人利益的商业网络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政府合同”。

　　直到更长的时间之后，中央才意识到由此带来广州内在活力的缺失。“后来，为了使商品流通再次活跃起来，广州政府的商业企业做了很大努力，开办了一次时间长达两周的大型商品交流会。这毕竟只有局部作用，取代不了固定的商业网络。”吕健行回忆，“但在1949年到50年代中期，要达成国家目标，似乎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广州解放初期的现代工厂无法与上海和东三省相提并论，但其小商店、小工厂作坊数目之多，大大出乎新政权最初的估计。李祯荪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的秘书之前，曾参与过广州市民情调研工作。这项被称为“大登记”的“摸底”工作动员了几乎半数以上的接管干部加入其中，它被视为共产党在这座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长期以来商业和贸易活动的随意性，给城市人口数据的统计增加了难度，而1950年春严重的粮食短缺帮助了调查人员更准确地确认出生报告和家庭人口数，因为政府是最大的粮食供应商，从政府那里获得粮食从事批发分销的人必须出示户口登记。“当时初步的人口统计，广州市1949年的人口是130万。”李祯荪向本刊回忆，“进一步调查下来，所有就业人口中间，广州的产业工人在2万左右，而交通运输业有4.5万多人，店员则多达10万人。”

　　人口中的职业成分是最富说服力的数据：这显然是个彻底寄附于商业上的城市。这些分散的商业意味着政府巨大的监督负担和改造成本。“在50年代，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前，北京只有77家工商企业，而广州有270多家，138家工业企业代表了4000家不同的机构，132家商业企业代表1.65万家不同的机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小摊位。”匡正对本刊回忆，“可以想见，政府要试图逐步增加其控制的物资的数量难度有多大。”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前，新政权的策略是通过对物资流动的控制，利用价格限制商品利润幅度，对于那些有利于经济、服从政府指导的公司和商业个体给予优待。“到1955年，广州大约80%的工业产品都以政府商业合同的形式处理，政府与私人企业协商，以确定基本必需品的物价。”匡正说，通过这些合约，政府进而控制物资向零售商的流动，同时，为了保持对存货和物价水平更好的控制，政府还安排广州的零售商店作为物资销售的代理人。“到50年代中期，广州1.65万家商店中的8900家都是一部分物资销售的政府代理人。另外，政府还直接经营了37家批发公司，专营几种不同类别的重要物资。这样一来，尽管公私合营尚未大规模展开，但广州的整个零售网络实际上已经控制在政府手里了。”

　　这种商业管制并非全然奏效。“要想裁定几百项品种、质量不同的商品的价格，难度极大，在广州这样一个市场力量根深蒂固的城市尤为如此。一些执行干部和小店员都有意见。”李祯荪回忆，当时，广州许多商店因为不满意作为政府代理人所获得的利润，不愿意大量投资于社会主义改造后可能会被没收充公的商品中，因而从50年代初开始就逐步从他们的买卖中撤回资金，不从政府控制的批发商那里购进数量充足的商品。

　　新政权也发现，改造工商业的难处并不在于来自商人的抵抗，而在于日后重组和管理商业企业的复杂性。尽管政府有了更多在工商业方面受过训练的干部，但要在无数问题上做出合理的决定，在生产运转的同时使成本、物价降低，使广州数以万计的大小商人们保持合作又要做出短期和长期的计划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匡正说，“事实上，许多利润低微的小企业后来又重新归私人管理，因为政府实在难以应付大量的细节问题”。

　　重组

　　总的来说，改造不可谓不成功，但当国家将城市的商业利润最大限度向中央集中时，地方失血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

　　1955年1月起，广州市的商品成交量有所下降，许多商品库存积压，一些甚至腐烂了。进出口贸易的政府垄断挤压了一大批私营商业的生存空间，一些商人在物价上限和政府收购价上限的要求下放弃了商业，或是缩小了他们的经营规模。

　　匡正的记忆中，“虽然在1955年到1956年期间，广州的许多商店关闭或合并，但广州在1957年每百人仍有3.8间商店，到了60年代，每百人已经降到了0.3间。”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地方商业在政府的一系列重组后，正在失去旧有活力，商业渠道被垄断和控制后，民间资本很难在这个系统中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了。“商业企业的大量合并，商店开门时间的缩短，家庭产品的短缺，独立商贩在城市中几乎消失了，这让购物更为不便。在1955年之前当供应不足、物价高涨时，人们会谴责私人商业；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市民就会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匡正说。

　　叶剑英更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杨应彬回忆说：“叶帅有个提法叫做‘打通一根竹’，他到广州后，注意到城乡联系在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主张政府尽力促成城乡互助，他把城乡比作一根竹子的竹节，如果竹节没有打通，城市的繁荣是会大受影响的。”“但商业无法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商业失去活力，乡镇会更受冷落，叶帅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深入实现，到60年代，广州周边乡镇就只有三样东西：新华书店、邮局和供销社。”

　　让广州人有所抱怨的是，在中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直想挤入工业化道路的广州被排除在外了。“广州自己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讨论时，对工业化充满了期待，党代会上还悬挂着‘将广州建设成为华南工业基地’标语，但最终的五年计划里，内地一些中等城市被作为工业中心发展得到优先考虑，广州因为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被排除在外。在会上，陶铸没有强调广州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广州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东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农业上。”李祯荪回忆说，当广州的商业无法带动城市的情况下，广州走工业化的道路又被否定，这对地方官员确实是不小的打击。在一年后，时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向中央政府提意见时，他代表广州发了言，他说，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帮助广州，而且还把电力设备拿到了北方，他个人是不同意的，中央1955年给予整个广东省城市建设的预算只有600万元，这连广州市都不够。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已经有一些广州干部开始重新思考重组广州城市商业的问题。欧初和杨应彬都是其中一员。1956年欧初组织了一个小组，到广东肇庆专区调查自由市场的情况。“根据调查所得资料，我写了一份报告送交省委，总结开放自由市场的好处。”欧初回忆说。当时省委书记处下设两个办公室，欧初主管的第二办公室分管工业，杨应彬主管的第一办公室分管农业。

　　二人曾在交流中讨论到商业萎缩对于农产品和轻工产品贸易带来的严重牵绊。60年代，全国各地高中级干部掀起一阵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60年代初，我又一次带一个小组完成了一份商品流通调查报告，指出计划经济在广州运行时的某些弊病。比如，北京分配到广东的物资，全部沿京广铁路运到广州重新分配，因而分到粤北工业重镇韶关的物资，又要沿京广铁路运回韶关。水上运输更是如此，货船进出港要办19道手续，停港超过18个小时，托运最简单的几吨水管竟然要花费14天，高度计划下这些浪费运输资源的情况在商品流通正常的时代不可能发生。杨应彬的那个组在调查另一个项目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欧初对本刊说，“两份调查报告一并上报，引起了广东省委的重视，省委决定由我在韶关进行试点，改善商业、交通和经营管理活动。”“后来，朱德总司令听了我的汇报，指示我们‘取消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商业流通与外贸工作相适应’，广州的商业重组才开始有了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