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美国广播公司相隔30年的上海记录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4日10:57 外滩画报 | |
|
1973年秋天，美国广播公司两名记者跨越太平洋的隔绝，带来了镜头和话筒。一部纪录片将他们和一群华师大师生、一个上海三口之家联系在一起。 2004年春天，当年的记录者再度重访，30年的时间，改变了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咔嗒”——录像带从卡座中被退了出来，贴纸边缘已经稍稍有些泛黄，上面的拉丁字母依然清晰：ThePeopleofPeople ＇sChina(人民中国的人民)。74岁的斯蒂夫·贝尔站起身来，面对1973年以来再次重逢的采访对象，遗憾地摇了摇头。 这天是2004年5月30日，距离1973年那个秋天，已相隔30年，这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差一点他就认不出眼前的这些面孔了，虽然他们曾经清晰地在录像带和他的回忆里出现，但时间让他有时觉得这些只是黑白的蒙太奇而已。 翻译向在座的老人们解释，录像带要转制成DVD才能观看。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说话的是斯蒂夫纪录片中的中国女工人——徐丽娣，如今已是10岁男孩的奶奶了，“既然已经等了30年了，再多等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 上海·1973年秋天 1972年是一个被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年份。2月21日11点25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尼克松总统就说：“我跨越了浩瀚太平洋的隔绝来与伟大的中国人民握手。” 1972年对于上海的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并非没有意义：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学院等五所院校合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33岁的左焕琪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教师，继续给工农兵大学生教授英语课；这一年，上海重型机械厂31岁的谢冠华和27岁的徐丽娣带着他们5岁的儿子谢俊，和其他1.3万名工人一道，随工厂搬到了闵行，开始了“农村”生活。 第二年的秋天，一部纪录片把两个美国人和这些中国人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广播公司(简称ABC)驻香港记者站记者特德·科佩尔和斯蒂夫·贝尔踏上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带来了镜头和话筒。 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第一次较为清晰地呈现在美国媒体的面前。 穿着同样式灰蓝衣服的 英语系师生 左焕琪出生于书香门第，然而之所以成为ABC镜头下中国大学教师的代表，并不是因为她是左宗棠嫡系子孙。1960 年代初，像左焕琪这样的英语系毕业生很少。 在接到通知后没几天，左焕琪就见到了特德·科佩尔和斯蒂夫·贝尔。虽然家里海外关系很多，然而这是左焕琪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和她一起接受拍摄的还有从5个英语班里抽调出来的12名英语较好的学生，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小班，有着甜美声音的包秋是这个班的班长。 当斯蒂夫·贝尔来到这个英语班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穿的都一样？”穿着米色衬衫和同色小喇叭裤的斯蒂夫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无论男女，都穿着同样式的灰色和蓝色的服装，而这些在黑白纪录片中更是难以区分。女性不是留着和左焕琪一样的齐耳短发，就是和包秋一样梳着两根麻花辫。 ABC的镜头跟着这些师生整整一个星期，拍摄他们上课、学农和学工，跟随他们去嘉定的马陆公社摘棉花，拍他们听忆苦思甜报告。 包秋印象最深的是ABC跟踪拍摄了他们整整一堂课，那是关于秋天的一篇课文。然而最后留在纪录片里的并不是这节课，而是班上男女同学围坐在一起，对着小黑板上的歌词，齐唱《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 )》。 “当时的教材非常有限，主要的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是英语老师左焕琪的回忆。而在纪录片里，特德·科佩尔和斯蒂夫·贝尔用一句话对这些学生学习英语的初衷，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评价：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工具。 “一开始，他们总是觉得我们像在演戏，觉得这些都不太真实。”拍摄过程中，斯蒂夫·贝尔总是把左焕琪拉到一边问道：“刚才他们(学生们)说的是不是真的？”直到拍摄结束，美国记者依然觉得纳闷，为什么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这份隔膜是被贝多芬打破的。那是采访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斯蒂夫·贝尔问到，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左焕琪不假思索地回答：古典音乐。是什么古典音乐？斯蒂夫·贝尔似乎不相信这个回答而追问，左焕琪说：我喜欢听贝多芬。 最后，左焕琪告诉斯蒂夫·贝尔：“虽然我们穿的都差不多，有时回答问题也很接近，然而并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左焕琪一样，斯蒂夫·贝尔也考虑再三，才把自己的观点放进纪录片中： 镜头里的上海是黑白色的，由于年代久远，画面略有些曝光的感觉，好像1973年秋天的阳光格外的明媚。穿着相似的中国人民骑着自行车齐刷刷地过马路；清晨，中小学生和各个单位的职工伴随着音乐用同一种姿势做着广播体操；解放军迈着同一的步伐，整齐划一地向前进…… 画外音这样说道：中国人民穿的颜色很单调，而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想法并不是那么单调，他们有和一般人一样的乐趣，和一般人一样的追求。 17平方米里的三口之家 1973年的上海重型机械厂有1.3万工人，在上海可谓首屈一指。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上海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徐丽娣听到了敲门声，美国电视台要来拍摄工人家庭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们一家的头上。 两天后，当ABC的采访车卷着尘土开进上海重型机械厂职工生活区时，谢冠华和徐丽娣的家里已经收拾干净，为了不至于显得太寒酸，他们咬了咬牙花了90元买了一架红灯牌收音机作为家里惟一的电器。当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是42.5 元。徐丽娣穿上了结婚时的天蓝色羊毛开衫。 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一下车，就受到了谢冠华和徐丽娣6岁的儿子谢俊的热烈欢迎，他牵着两位记者伯伯的手，兴高采烈地带他们进入家里17平方米的小屋。 和谐的开端被一些小麻烦给打断了，当美国记者提出要使用洗手间时，徐丽娣不可能把藏在床底下的马桶端出来，附近的简易厕所也有碍面子，最后翻译带着人开车足足去了半个小时才回来。 在随后一个星期里，斯蒂夫带着9名拍摄人员，从清晨到日暮，开着轿车跟着夫妇两人的自行车到处走，先把谢俊送去厂里的幼儿园，然后再去工厂上班。 谢冠华是炼钢炉的炉长，当时重型机械厂的炼钢设备算是上海一流的，在纪录片里红红的炉火映着谢冠华和其他工人的脸，显得朝气蓬勃。徐丽娣则负责开行车，斯蒂夫·贝尔试图爬上行车，亲自驾驶体验一下行车工人的工作，可是，他的大肚子无论如何都挤不进小小的座位。 “他们都是友好的、工作努力的、思想单纯的工人。”在纪录片里，斯蒂夫对着话筒这样评价眼前的这对工人夫妇。 如果斯蒂夫·贝尔没有提到缝纫机的话，徐丽娣似乎没有什么遗憾了，要是有的话也许就是缝纫机这一桩了。 “你们什么时候买缝纫机呢？”斯蒂夫戳到了徐的痛处。 “快了，快了……”徐丽娣觉着脸颊发烫，一旁的工作人员赶忙表示可争取到一张缝纫机票，在1973年的秋天，一张限量供应的缝纫机票何其珍贵！然而最后这张票还是没有争取到…… 傍晚时，斯蒂夫·贝尔要求看看谢冠华一家的晚饭情况。徐丽娣从食堂找来了十棵小白菜、两只鸡蛋、两个番茄和一只冻鸡，麻利地升起了煤球炉，炒出了四菜一汤。美国记者看到煤球炉发出的高高火焰都惊讶地询问这是什么东西，而对于丰盛的晚餐，他们表示有所怀疑。 “你们家里要有一个女儿就更好啦！”临走时，斯蒂夫对谢冠华说。没想到，这还真成了现实。一年后，女儿谢斐出生，同时搬进家的还有一台无敌牌缝纫机。 上海·2004年春天 1999年，斯蒂夫·贝尔已经是波尔州立大学的教授了，当他给同事们放映《人民中国的人民》时，一个中国来的同事突然叫了一声：“我认识她！”他认出了包秋，他们曾是同学。 “突然我觉得可以再来这里，拍一部纪录片，看看这些朋友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就这样，斯蒂夫·贝尔开始了漫长的寻找纪录片中当事人的旅程，此时他已是满头白发了。 然而寻找是艰难的，华师大已经由上海师范大学改回了原来的名字，而上海重型机械厂的员工也只剩下2000多人。 经过多方努力，5年之后，远在美国的左焕琪和包秋等人回到了母校，他们和谢冠华一家满心期待着相隔30年后，第一次看到这部纪录片。 2004年5月，《人民中国的人民》被装进斯蒂夫·贝尔的行李箱里，回到了它诞生的城市。和这部纪录片一起来的，还有21箱拍摄器材。 斯蒂夫站在外滩边静静地看着黄浦江流淌，30年前他把摄像机架在这里，拍摄了黄浦江两岸的情景，如今变化太大了。他依稀记得当初自己穿着条纹的衬衫，打着领带，而现在他穿着的是中山领竖条衬衫。 “那时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印象中这里人民的生活是黑白、单调、缺乏活力的，那时的现代建筑很少，可现在完全不同了……”在斯蒂夫·贝尔的面前正是高楼林立的陆家嘴，这是他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外滩画报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