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成都8月12日电，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局长李建伟日前宣布，为使交通执法更加透明，成都市将把“电子眼”的数量、位置公之于众。李建伟还表示：“执法点被曝光得越多，意味着驾驶员会更加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一个城市的交通执法部门宣称要将全市“电子眼”数量、位置全部公布于众，这样的表态和做法堪称罕见，值得赞赏。虽然成都的做法在目前仅是个别现象，但这反映国内交通执法理念的转变，反映出行政执行部门正在调整他们的执行姿态，以更加爽朗姿态对待他们的执法对象，以更加庄重的执法方式来赢得社会
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
关于交通管理部门隐蔽地设置电子眼，并据此对违章人员进行处罚一事，此前媒体和公众争议已颇有一段时间。支持者最有力的论据是，法律并未对行政执法的方式进行限制，采取何种手段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机关有选择权。
确实，法律并未对行政部门的执法方式作出明确的限定，我们不能指责交通管理部门的这种执法手段就是违法。但问题在于，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其执法手段，不仅受合法性原理约束，而且受行政合理性原则约束，即行政执法不仅应当合法，而且应当合理，合乎公众的情感。
问题因此被归结为，某些地区的执法部门，悄悄地设置这种电子眼，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法来执法是否合理？
我国的公安部门，肩负着多重执法职责。一方面，他们需要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另一方面，他们负有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职责。
对于不同的执法任务，公安部门有权选择不同的执法方式。我们不能要求公安机关大摇大摆地抓罪犯。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公安部门不仅有权选择化装、埋伏、窃听等非常规的执法手段，而且他们有权选择法律赋予他们的一切合法手段。他们此时的行径看似极其隐蔽，但不会有任何人因此而指责他们。相反，人们会因为他们采取这些智慧的手段而尊重他们，理解他们。
但问题是，执法部门不能将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方法，用来作为日常执法的手段，行政执法部门不能将所有的社会公众视作潜在的敌人，并采取与敌斗争的手段，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法律必须得到实施，但保证法律实施的手段却有多种，其中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是让人民自觉地或者在一定的压力下遵守法律，处罚只是最后的手段。处罚永远不能成为行政执法的第一目的。因此，教育人民、告诫人民乃至采取一定的手段，威慑那些违法人员，就应当成为行政执法的首选方法。只有在这些手段全部失灵以后，才运用最后的手段———惩处。行政执法不能首先想到与人民作对，更不能将人民想像成不可救药之人，不可理喻之人。只有政府尊重并爱护人民，人民才可能敬重和爱戴政府。每个公民都可能在有意或无意间违法，如果不予警示、不予教育，一旦违法，就加以惩处，必然会形成人民与政府执法部门之间的对立情绪，而这种对立情绪，无疑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政府处罚的对象越多，引发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必然越来越多。因此，尽可能地减少处罚，就应当成为行政执法的首要政策选择。政府给人民以机会，人民还政府以敬重。这一基本道理，所有执法人员应当深刻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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