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美国为何未盛行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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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看到过，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我们国家，“告密文化”、“整人文化”曾经盛行一时，甚至一度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回顾以往，人们对这样的经历深恶痛绝，而反省教训，总是很自然地把眼光落到“检举”、“鼓励检举”这样的“行为”本身。批判也常常是落实在个人行为和动机之上。

　　我不由要想，美国对检举的鼓励，为什么就没有形成所谓的“告密文化”、“整人文化”？其实，区别并不在于检举人的动机和行为，区别是在检举的背后，一整套制度和文化是不同的。一套严格的制度，一个法治的文化，把检举的行为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

　　首先是，必须严格地划出“罪与非罪”的界限。比如说，“校园炸弹手”给人寄炸弹，是社会要求检举刑事犯罪。可是，布什总统不能任意规定说，谁反对我，就是需要检举的罪行。假如这样的话，现在美国民众投票选举的状况差不多是五五两分，就有一半人是反对共和党执政的，假如一个总统上台，就可以按照政治观点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那么，一半美国人就在被检举的范围内，整人之风就必然盛行。而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是因为在一个法治社会，只能根据行为，而不能根据身份定罪。

　　又如，在“9·11”之后，人们很容易走过头，把某个宗教信仰和恐怖活动挂钩。由于恐怖分子都明确宣称自己有宗教诉求，因此，假如美国要把一个宗教宣布为恐怖组织而给予取缔，找借口是一点也不难的。那么，假如以宗教为界限来划定“罪与非罪”，就可能是一场宗教迫害的整人开端了。

　　可是，这一切不会发生。是人们对长久以来的制度建立了信心。假如说，国会在“9·11”的恐惧之中，在立法过程中不当地把“非罪”划到了“罪”的一边，那么，人们相信，它最终过不了司法裁定这一关。司法不受立法和行政的干扰，有独立判断和纠正不当立法的功能。

　　在一个法治社会，检举也不可以是“密告”。根据宪法，任何一个被告，有权面对证人和证据。在司法审判面前，检举人不可以是“秘密”的，不可以匿名。检举只是怀疑。在被检举者面前，必须有一个“罪与非罪”清楚界定的、公平的审理程序。你可能被检举，可你不会清白无辜而被轻易陷害。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之下，社会才能够光明正大地要求公民检举罪行，检举才不是一个猥琐的字眼，而是一个公民堂堂正正的义务和责任。

　　(原载8月13日《新京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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