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勇
亚行近日在其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报告显示，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同时，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4年北京市人均GDP达4300美元，市民收入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在许多人看来，这两组数据清楚表明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恶果”。的确，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是人口流动的结果———流动抹平了同质劳动力劳动收入上的差别。也就是说，只要城乡劳动力实现自由流动，诸如京津周围的贫困就不复存在。
从这个角度，眼下各界对于“应提高北京进入门槛”的抵制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环京津贫困带”无疑昭示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隔阂，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考虑到如此巨大的地区(城乡)差距，认为人口流动一放就灵的想法就颇值得商榷了。
首先，放开人口流动后，转移人口的就业存在巨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的前提是现代部门有旺盛的劳动力需求。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农村尚有剩余劳动力2亿以上，全国现有下岗失业人员1300万人，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员1000余万，而每年城市新增就业岗位只有数百万。这意味着完全取消人口流动限制后，转移人口中将会有大量无业者，并且城市难以向他们提供基本保障。
其次，即便人口流动完全放开，也难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目前已经存在1亿左右的流动劳动力，然而巨大的人口流动并没有有效地拉平城乡差距，这表明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使得普通劳动力的工资被锁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即便立即取消流动限制，城乡差距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
最后，限制人口流动也不能全盘否定，并且目前仍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是：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不断加快。而与此同时，失业、城市混乱拥挤、贫民窟林立的“城市脖因而一直困扰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城市诟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户籍等制度限制了城乡人口的过度流动。
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认为，人口流动限制的立即全面取消，其结果并不是一些人期望的那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而很可能带来城市和整个经济发展的混乱和破坏。郑州曾在2003年8月完全放开户籍，然而去年9月紧急叫停。沈阳等地也出现过类似反复。中国户籍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依附在户籍之上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安排，这也是不合理的真正所在。这样看来，许多学者提出的转变城市定位、减少大城市的财政特权等确是治本之策，但可以预见，这些政策在短时间之内很难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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